第七十六章,我和我的母亲杨沫
分类:儿童文学

  10月6日  

  星期四早晨  

第二章

其实于陆琳根本没说过,完全是他自己添油加醋,编造出来的。

  最亲爱的长腿叔叔,  

  我最最亲爱的杰夫主人──长腿叔叔──平莱顿·史密斯,  

安迪看阿什莉不说话,似乎在回忆什么,不由的停住了话头,他还是很担心阿什莉的处境,希望她能够停止现在的工作。

但母亲不怕人笑话,于1989年9月去东德访问前,与李叔叔正式结了婚。

  是的,我当然会去──下星期三的下午4点半。我当然能找得到路的。我已经去过纽约三次了,不再是个小宝贝了。我不敢相信我真的要去见您了──我长久以来一直想着您的事,这使我似乎很难想到您是个真正有血肉之躯的真人。您真是太好了,叔叔,当您不是很健壮时还为我而烦恼着。好好照顾您自己,别着凉了。这些秋雨对健康不太好。  

  你昨晚有睡吗?我没有。一点也没有。我太惊喜又太兴奋又太高兴了。我不相信我今后还能睡得着──或是吃得下东西。不过我希望你要睡觉;你应该要的,你知道,因为这样你才能快些好起来,然后来到我身边。  

没想到阿什莉突然抬起头来,脸上似乎没有一点刚才在考虑事情的反应,她平静的对他说道:“安迪叔叔,你继续说吧,我对你刚才说的大CASE很感兴趣,希望能够尽快熟悉情况”。

自然也有一些风言风语。有的说李叔叔是图母亲的名儿,有的说是图母亲的钱。这些人不理解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牛的性情、嗜好、口味还不个个都一样,何况人呢。李叔叔在化工界也很有名,他的工资不比母亲少。这些东西都不缺。他已70多岁,没兴趣当追星族,他更在乎自己的名誉。他的同学、朋友一大堆,都睁着眼看着他呢。

  深情的,  

  亲爱的男士,我想到你病得多么严重就让我受不了了──况且这些时候以来我都还不知道这事。当医生昨天下楼来送我进车时,他告诉我这三天来他们已经放弃你了。喔,我最亲爱的,如果真是如此,对我而言这世界的希望也都将随你而去。我想将来的某一天──在遥远的未来──我们其中一人必须先行离去,不过至少我们应拥有过我们的幸福,并且将有记忆伴随另一人活下去。  

安迪张了张嘴,本来想不说的样子,但是望着阿什莉那双碧蓝色的迷人眼瞳,他突然感觉无法拒绝阿什的请求,只好说了下去。

以后的实践证明,他跟杨沫的这一段姻缘,纯洁无邪,奉献远远多于索取。

  茱蒂  

  我想要让你高兴起来──而相反的我必需先让我自己高兴起来。因为尽管我比做梦都还要快乐,我也同样的很烦恼。怕坏事会降临你身上的恐惧如同阴影一般停驻在我心头。在我能解脱与不再担心之前,都会一直如此,因为过去我没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好怕失去的。不过现在……我下半辈子可都会有个大烦恼了。只要你一离开我身边,我就会想到汽车可能会撞到你,招牌可能会掉下来砸到你的头。我的心将永不得安宁──不过,无论如何,我一点也不太在乎平静的安宁。  

“这个事情是这样,最近有个财阀集团要进行内部股权交易,涉及到暗箱操作,会对市场表现进行操控,金额大概在千亿的范围内,是个对未来市场影响非常大的交易事件,怎么做这个事情我就不详细说了,和咱们无关,关键是另外一家财阀集团对这个事情非常关心,他们在相同领域竞争多年,对对方的操作基本上都会有人监控,发现这一点后他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始终无法拿到最终的交易协议内容,这份协议是被集团高层所掌控,目前知道这件事的人不超过十个,实际了解交易内部并控制协议的人也只有三个,协议被这个三个人通过各自不同的高度保密数据安全存储手段分别保留一部分,只有三个人的协议都拿到一起,才能形成一份完整的协议内容,但是每个人的保留方式以及打开手段我们完全不清楚,所以需要你去仔细观察然后逐个击破来拿到协议,如果这次成功了,基本上得到的报酬是在几十个亿,应该是咱们现在接到的最大的CASE了”。

……

  P.S.我想到件很糟糕的事。您的秘书在那儿吗?我很怕您的秘书,而且如果他开门的话,我可能会在门口石阶上昏倒。我该说些什么呢?您不曾告诉我您的名字。我该请求见史密斯先生吗?

  请快──快──快点好起来。我要你紧靠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好确定你是真实的。我们在一起这么短短的半小时啊!我深怕是我在做梦。如果我是你家族的一员该多好,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去看你,并且大声朗读、为你理好靠枕、抚平你那两条额纹,并使你的嘴角因为愉快的微笑而扬起。不过你又再度高兴起来了,是吗?医生说我一定是个好护士,因为你看起来起码年轻了十岁。我希望恋爱不会使每个人都年轻十岁。如果我变成只有11岁,你还在乎我吗?  

阿什莉笑了,对安迪说道:”安迪叔叔,请告诉我这三个人是什么具体情况“。安迪点点头。

母亲的日子热闹起来。李叔叔手脚勤快,为让母亲吃到新鲜可口的蔬菜,他经常亲自到菜市场采购,帮助指导小阿姨做饭。他很会照顾母亲,给母亲削苹果,切西瓜,剥核桃。过去,母亲嫌麻烦,总是把苹果洗干净,连皮吃,李叔叔来了之后,才吃上了削皮的苹果。

  昨天是所能有的最美妙的一天。如果我活到99岁,我也忘不了那些个小细节。清晨离开洛克威洛的那个女孩子与晚上回来的大不相同。山普太太4点半时叫我起床,我在黑暗中苏醒,第一个闪入我脑中的念头是“我要去见长腿叔叔!”我藉着烛光在厨房用早餐,然后穿过穿过10月最壮观的景色,开了五哩路到火车站。然后太阳沿着路升上来,树和花都很可爱;空气清新、干净并充满希望。我当时就知道有些事要发生了。在火车上整路都一直唱着“你就要见到长腿叔叔了。”这让我有安全感。我对叔叔的处事能力有信心。而我知道在某处有另一位男子──比长腿叔叔更亲爱的──正等着要见我,忽然间我有个感觉在旅程结束前我应该见他。而你瞧!  

杰克这几天很是心神不宁,也是奇怪了,都是工作多年的老人,经验丰富的很,为什么会老是担心手里的这份协议,自从上次和关联方私下沟通过后,他就经常会感觉到莫名的手心出汗,特别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会发现手心里都是汗渍渍的,他揣测良久,或许是锻炼身体过头了?再不然是那天和前任女朋友太猛了?要不然... …也很可能和这次的交易有很大关系,一想到这里,他就心里疙瘩一下,这次的事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是老板的严令,都已经和老板处事多年,老板雷厉风行的风格他是很清楚的,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害怕。

母亲的许多家务,都由他承担下来。他身体健康,骑着自行车四处跑,比那个病号要强多了。见母亲的稿子写好后,秘书没及时抄,就主动帮母亲抄。

  当我抵达麦迪逊大道的房子时,它看起来好大,棕色的,又吓人,使得我不敢走进去,因此我绕了一会儿好鼓起我的勇气。不过我根本一点都不用怕;你的秘书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他立刻让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是阿伯特小姐吗?”他问我,而我答“是的。”因此我根本不用请求见史密斯先生。他让我在客厅等候。我坐在一张舒服的大椅子上,并不断告诉我自己:“我要见到长腿叔叔了!我要见到长腿叔叔了!”  

就在他思前想后的琢磨这个事情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拿起一看,正是老板秘书的电话号码,他赶忙拿起来。

秘书对李叔叔充满敌意,他已感到自己的位置真正受到了严重威胁。

  然后不一会儿,那位男士回来请我移步到书房。我兴奋得双脚真的都快站不住了。到了门口他回头低声的说:“小姐,他病得很严重。这是他第一次被允许坐起来。你不会停留太久使他太激动吧?”我从他说话的样子就知道他好喜欢你──而我认为他是位好好老先生!  

”Jack,老板想就协议的内容和你再讨论一下,你现在有空么,请现在来一趟公司。“,电话那头响起了秘书妩媚的声音。

当李叔叔初来香山,发现还有个秘书带着两个孩子在此居住,并跟母亲一起吃饭时就很不舒服。现在他立刻嗅出了这位秘书身上的邪气和对自己的敌意,他毫不退让,勇敢迎战,一点不八面玲珑。为了保护母亲,他把母亲的后勤杂务及文稿的整理誊写,全都从秘书手中接了过来。他不怕累,不怕繁琐,坚持天天记账,让秘书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浑水摸鱼,随意宰杨沫了。

  然后他敲了门并说“阿伯特小姐”,然后我走进去,门在我身后带上了。  

”好的好的,我马上过去,对了,老板今天心情怎么样啊“,Jack试探的问着。

1990年母亲在珠海染上肺炎,连着住了两次医院。老李就睡在一个小沙发加一只小凳上。他体形不瘦,却窝在这么狭小的地方,天天如此,没有一句怨言。

  从明亮的走廊走进去一切变得好暗,一时间我认不出什么东西来;接着我见到火炉前有张大的安乐椅。我看出来有个人坐在大椅子里,周围满是靠枕,膝上有一张毯子。我还来不及阻止他,他已经站起来了──有点颤抖──看着我不发一语。然后──然后──我看到那是你啊!不过就算这样我还是不明白。我以为是长腿叔叔让你来那儿见我,好给我个惊喜。  

”老板今天心情一般,不知道什么情况“, 秘书回复道。

香山有个张姓部队作家,认识当地某领导。秘书以杨沫的名义给他写信,想把自己的两间破房换植物园西边的一处新楼房,请人家帮忙与某领导交涉。人家没理他,他就认为是李叔叔对那人讲了他坏话,气得与李叔叔大吵大闹。

  你笑着伸出手,并说:“亲爱的小茱蒂,你猜不到我就是长腿叔叔吗?”  

”哦,好吧,谢谢啦“, Jack挂了电话。

李叔叔是搞自然科学的,用严密的逻辑分析,与他辩论。罗秘书虽然有着东北人的伶牙俐齿,机敏过人,最后却被李叔叔问得哑口无言。

  这想法一瞬间略过我脑海。喔,不过我一直都很笨!有一百件小事可能都告诉了我,如果我够聪明的话。我不是个好警探。是吗?叔叔、杰夫?我该怎么称你?只是叫杰夫显得一点都不尊敬,我应该要对你表示敬意的。  

他想了想,把所有的资料都随身携带上,又仔细想了想交易的前后情况,需要他准备的内容,还有接下来要处理的事情,感觉万无一失了,给司机打电话让他开车出来带他去公司。

母亲也很快就领教了李叔叔的刚直。他对母亲写的东西,敢提出批评,有时还跟母亲争吵。一次母亲生气地说:你太好为人师,我不是请你来当我老师的!

  在你的医生来把我送走前,那是非常甜蜜的半个小时。当我抵达车站时,我兴奋得差点搭上往圣路易斯的火车。而你也激动得忘了请我喝茶。不过我们都非常非常快乐,不是吗?我摸黑驾车回到洛克威洛。喔,可是满天星光闪烁!今早我同柯林斯走遍所有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而且记得你说的话,当时的样子。今天树木金黄、空气冷冽清新。是爬山好天气。我真希望你在这儿陪我爬山。我想你想得不得了,杰夫亲爱的,不过这是种愉快的思念:我们会很快再在一起。此刻我们已相属,真真实实地!我终究归属于某人不是件挺奇怪的事吗?这似乎是非常非常甜蜜的事。  

他坐上了车,沿着高速路一路前行,看看已经是傍晚时分,大多数人已经回家休息去了,这个时候老板突然叫他去,是出于什么考虑呢?他心中有些不安。

他倔强地嚷道:别以为你是大作家就字字千金,天衣无缝!你写的东西有时马虎,有时文法不通。

  我今后将不让你片刻的伤心。  

转眼车就开到了公司楼下,抬眼望去,公司楼上一片漆黑,只有不多的几个房间亮着灯光,他想了下,让司机把车停在了楼下等他,他一个人进了直达电梯。

一家杂志的副主编没采访母亲就瞎写母亲,胡编乱造,李叔叔听说后比母亲还生气。这位老先生认死理,嫉恶如仇,出口伤人,很快就得罪了徐然,后来又得罪了介绍他认识母亲的亲戚维嘉。

  你永远并始终如一的,  

电梯门刚一打开,就看到一个身材高挑一身职业装扮的女子站在门口,他定睛一看,原来是老板的秘书,在走廊灯光的照耀下,显得如此光彩照人。

他对母亲不拍不溜,常为点小事跟母亲争辩,弄得母亲一度很伤心,感到他没有涵养,气量狭小,不像个知识分子。母亲甚至还正式给他写过一信,警告他改改脾气,否则,自己终有忍受不了的一天。

  茱蒂  

Jack心里暗暗鄙视了一下老板,工作就是工作,找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做秘书,让外面的人怎么想老板的工作作风,算了,我没老板有钱,轮不到我说话。

在母亲打官司期间,李叔叔没日没夜地写材料,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为一些具体问题,跟这个吵,跟那个翻脸,结果犯了心脏病,住院治疗。天长日久,母亲发现他生气、发火、伤人,全是为了别人,没一件是为他自己。

  P.S.这是我写的第一封情书。我不晓得它是不是很好笑?

他冲着秘书笑笑说道:“Tiffany, 你这么晚还在公司啊,我说谁在门口站着,原来是你啊,怎么,老板在哪里?”

他心地纯净,一点不油,一点不世故,很像个小孩。对周围人的不良行为,不管是谁,他都直来直去,张口就说,不计后果。

Tiffany说道:“老板还在会客室,他让我告诉你先去会议室,顺便把资料给他拿过去”。

母亲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感到他是块顽石,但这块石头上却闪着金子般的光亮。

Jack一听,顿时有些犹豫,说道:“ 还是我去给他送去吧”,

母亲还说李叔叔对她不只是开始认识时好,结婚后还是那么好。随着母亲年老病多,常常住院,李叔叔的任务也年年加重,却从不厌烦。他不放心小阿姨,始终自己亲自陪住,亲自为母亲端屎端尿,跑这办那。

Tiffany闻听,温柔一笑,回到:“好啊,那我带你过去找老板,不过刚才他挺不高兴的样子哦”

他不像罗秘书那样殷勤伺候母亲是希图从母亲那里索取更多。他照看母亲,陪母亲说话,为母亲买药报销,誊抄稿件,写信复信……完全不图任何回报。

Jack又犹豫了,万一去了被老板唠叨怎么办,想到这里,他点点头,和Tiffany说道:”那还是劳烦Tiffany帮我拿过去吧,我去会议室等一会好了“。

 

Tiffany拿上Jack的公文包,转身去了老板的办公室。

  这些年来,他没有让母亲给他买过一件值钱东西,给他或他孩子办过一件事。

Jack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想着,毕竟是老板秘书,不能得罪,更何况文件都是加密存储的,她一个秘书想必也不可能知道怎么处理。

 

过了没多久,秘书匆匆返回,同时还拿着他的公文包。

  母亲终于认识到了老李是个难得的好人。重情重义,有品有德。虽然毛病也突出,不那么圆滑,口无遮拦,四处得罪人,却像铅垂线一样正直。黄昏恋有这么好结果的实在不多。母亲很庆幸自己的福气。

”Jack,老板临时有安排,不打算再和你讨论了,你明天就要出差,老板的意思是你继续往下执行,原计划不变“。

 

Jack一听不由得一愣,本来他都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措辞,准备给老板好好解释下目前的状况,没想到会这样。

  那秘书明白大势已去,对李叔叔恨之入骨。秘书的两个孩子,正值年少气盛,也视李叔叔为夺去父亲饭碗的仇人,一见到李叔叔就怒目相视。

不过也好,他转念一想,这说明他目前的工作进展老板是认可的,想到这里他不由的松了口气。那我还等什么,赶快回家。

 

他冲秘书点了点头,接过来公文包,转身去了电梯。

  母亲与朋友通电话时,这个秘书经常在自己屋的电话上偷听。有一次母亲来电话了,她正通话时,李叔叔去秘书屋办事,发现秘书在偷听。李叔叔当即质问他为何偷听?这秘书嬉皮笑脸地说:“我是杨老师的克格勃。杨老师岁数大了,脑子不好,我要保护好她。”

就在电梯门关闭的那一刻,他没有注意到,那个所谓的秘书Tiffany的嘴角似乎出现了一丝非常不自然的扯动。

 

  ……

 

  1990年秋,母亲和李叔叔前往珠海过冬。这秘书和他孩子竟然将母亲卧室的门锁打开,住进母亲的卧室。当时香山寓所所有房子都供秘书和他两个孩子使用,可他们还非要睡到母亲的卧室,躺在母亲的床上,盖着母亲的被子,枕着母亲的枕头……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秘书!是不是欺人太甚了!

 

  1992年3月母亲出院后,到香山取两个剧本,发现不翼而飞。母亲很吃惊,气恼。她明明记得去年离开香山时自己把剧本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还用报纸包好,怎么就找不着了?母亲在1992年12月26日日记中说:

 

  更有意外事,当我要去香山取剧本时,小罗在电话里说,我去年走时卧室的门没有锁。我更觉得蹊跷了,去年走时没有锁门,他为什么不立时打电话告诉我(他一直在香山替我看房子)?却待半年多后,我要去了,他才说出?这种种猫腻令我十分寒心,我才恍然明白,我是个东郭先生。过去不少人说这个人不好,我全不信,这个事实狠狠教训了我。以后我该擦亮眼睛了。可惜两个剧本的丢失使我的文集从原计划八本变成了七本……实在不寒而栗。

 

  1993年长工资时,北京市文联没给小罗长,他又怀疑是李叔叔跟文联领导说了他坏话,不顾母亲身体有病,给母亲打电话威胁道:哼,谁要背后坏我的事,我就让他活不成!恶狠狠地重复了两遍。

 

  母亲当时正在同仁医院住院,给气得说不出话,心脏骤然难受,赶忙吸氧。

 

  一口一个“恩师”,对母亲点头哈腰的人,最后却对母亲这么凶狠。

 

  5月,母亲回到香山,和罗秘书摊牌,决心解雇他,并给香山派出所打电话,讲述了秘书威胁自己的情况。6月1日,派出所的警察乘车前来母亲住处了解情况。小罗获知后,态度大变,诚恳表示一定搬走。母亲给他写信说:

 

小罗,

 

  一、前天电话上你表示可尽速搬走,这是明智的做法,越快越好。今我再特告知你,你最迟不得超过6月份搬走。因你有足够的房子可以居住,完全有条件很快地搬走。

 

  二、请你把我还在你手中的材料、东西整理好,全部交还给我——如我的图章,两个户口本之一,和北植签的住房协议。还有其他如我的信件,写作资料等。

 

  三、以前送给你的家具等,你叫我给你写证明,这不合理(都有什么,我哪里都记得)。可由你一式两份写明,我可以签字,分别保存。你借用的部分,如书箱、线装书及硬木小柜等,在你搬走前,必须交回。

 

  四、你修了电冰箱,由王同志给你送去110元修理费。

 

  总之,目前大局已定,我希望你尊重自己,我们争取善始善终。

 

  杨沫

 

  1993.6.4

 

  我忙于写作,你有何意见,或对王同志说,或写信给我,我需平静,特忌外界干扰

 

  母亲在自己日记中说:

 

  昨天给罗写了条子,限他月底搬,要他还图章、户口本、房子合同等,但未见他回音。常和李商量此事,心中甚烦,看来不由官方出面,他是不会走的。

 

  6月10日下午,母亲的电话线中断,外面下小雨,并无大风,母亲怀疑有人捣鬼,次日晨即派人到香山派出所报告。上午,派出所的田警官和周副所长前来看望母亲,安抚了一番并又交换了些意见。之后,他们正式出面找小罗谈,让他尽快走人,态度还很客气。

 

  可是到了月底,这个病号还是没走。

 

  老两口商量了一番后,再次向香山派出所求助。他们都年迈体衰,而秘书却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俩孩子把仇恨集中在李叔叔身上,那个男孩公开对李叔叔说:我一见你就有气!跟这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老两口确实没安全感。

 

  母亲对香山派出所领导谈了秘书的最新情况,并详细讲了他怎么冒领汇款;怎么打着杨沫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怎么看房子弄丢了自己的剧本;怎么让他走,他赖着不走;还怎么在电话中恐吓自己……

 

  所长表示,没说的,马上让他走。

 

  这是1993年6月底,由香山派出所出面,严正警告罗不得拖延,必须立刻搬走。慑于专政机关的威力,这人才怏怏地搬离。

 

  母亲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是:

 

  小罗同志:

 

  你7月21日能搬出很好。没搬完东西延长一天,没关系,何必致歉!

 

  有两件事,你必须给予答复:

 

  一、你们在我的东墙外建的临时棚屋,我曾问你,是你们自己拆,还是由我们拆?你迄未回答。不久我将要把院墙加高,你的棚屋必须拆掉,才能施工,请你决定后答复我。

 

  二、文革中,我曾把日记中撕下一部分。在你这次退还我的信件和材料中未见到。记得当年这些日记是请你给我保存的,想你不会忘记此事,你留它无用,请退还我!

 

  祝健康

 

  杨沫

 

  1993.7.22

 

  然而这撕下的日记,秘书始终没有归还。和北京植物园签的住房协议以及线装书等也没归还。

 

  母亲在7月22日日记中说:小罗搬走,去一大病。

 

  母亲与小罗的长达30年交往就此一刀两断,至死再无任何联系。

 

  秘书搬走之后,香山清静了。

 

  从此,家里四分五裂的局面也宣告结束。母亲身上的正气压倒了邪气。她离佞者远了,离自己的孩子近了。

 

  这其中,李叔叔功不可没。

 

  李叔叔极其疼爱自己的三个孩子,对家庭有责任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父亲。他全家人彼此相依为命,互相牵挂,互相提携,频繁走动,家庭关系特别融洽。李叔叔没有父道尊严,与孩子平等交往。为办孩子的事可以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嗜好,四处奔走。他喜欢为孩子掌勺做饭,喜欢帮助孩子干些家务。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能这样的重亲情,俯首甘为孺子牛,令人起敬。他对原来的久病卧床的妻子,多年如一日,精心照料,不烦不厌,从没有过绯闻。

 

  在李叔叔这样一个特别重亲情的老伴熏陶下,母亲也恢复了亲情。

 

  现在,母亲不再像候鸟一样年年冬天去南方,春天再返回。受李叔叔的影响,她愿意与孩子相处在一起了。她潜在的母爱苏醒,非常关心我们及孙子辈的情况,时不时写信或通电话,问长问短。我和哥哥此时都已是四五十岁的汉子,重又感到了母亲的温暖和慈爱。逢年过节全家又能团聚一堂,享受浓浓的亲情,和和美美。

 

  母亲说这时候她才感受到了天伦之乐的幸福。

 

  一次,李叔叔曾问她:过去经常去外地写书,一去数月半年,想不想家?

 

  母亲回答:“哪有不疼爱儿女的母亲?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亏欠了儿女们。他们自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都是住校,节假日回来也未必能见到我。他们缺少母爱和母教,好可怜哇!”

 

  母亲认识了自己做为母亲的不足,晚年加倍地弥补。她总是挂念着徐然、青柯和我。她为小胖写了文章鸣冤,常与徐然切磋写作并合著了一本《青蓝园》,还写了怀念我的文章。她热心帮助青柯为中华武术呐喊,协助四民武术社复社,并担任了社长。母亲明显地变了,变得关心孩子的冷暖,对孩子的困难和要求,能管就管,特别通情达理,善解人意。

 

  “慈母”这两个字是什么滋味,我在母亲的晚年终于尝到了。

 

  她越来越重亲情,重友谊,多年来往很少的亲戚朋友全恢复了来往。过去疏远了的老战友重又密切起来,如胡开明夫妇、李宝光、罗云等。她并多次看望金肇野、崔璇夫妇。

 

  1990年夏母亲参加一次会议,在人大会堂西门内,遇见了路扬。他们已经十多年没有来往。这次相会使母亲万分感慨,在日记中写道:他虽满脸白癜风,但白的是一个颜色,不难看,人也不显老。对我热情问候,并不因我曾责备过他而计较。人总是有感情的,记忆的闸门打开了一条缝,这次重逢,使我一下子抹掉了对他的不满,他还为我介绍了当年晋察冀的老领导杨成武同志,还见到张帆夫妇;意外遇见这些老战友,很高兴(见1990年8月9日日记)。

 

  但母亲比较“自由化”。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母亲更喜欢接触学者,更能和做学问的人谈得来。她的朋友圈子中,知识分子大大超过了党政军官员。所以,她跟李叔叔情投意合,非常能说到一块,连个人爱好也变了,能跟着李叔叔看足球赛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母亲与一位很正直的老人结婚,自己的正直又发扬光大。晚年她干了几件漂亮事,例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女研究员被丈夫遗弃,携三个子女生活,遇到住房问题,迟迟不得解决,1993年7月给母亲写信求助。79岁的母亲因身体多病,无力介入,就让李叔叔代表她给北京市人大主任张健民写信,反映此事。

 

  她帮雄县堡垒户王汉秋打官司,替一个冤死狱中的普通农民多次写信申诉。

 

  她为老干部徐明清鸣不平,为正直说话,为弱者说话,为无权无势者说话。

 

  她写文章高度评价老干部胡开明,指出这是个“活着的彭德怀”,应该大书特书,大歌特歌。

 

  母亲的晚年返璞归真,可敬可爱。

 

  母亲去世后,家里的东西,除了母亲的几张照片,李叔叔什么也没有拿。他干干净净来,又干干净净走。——他和母亲共同生活了6年多,他为母亲办了那么多事,付出了那么多心血,买了那么多东西,如空调、彩电、微波炉等等。他本来完全有理由拿走一些东西,可他两手空空地返回自己家。

 

  母亲遗嘱中说给他6万元。他却以杨沫的名义全部捐给了现代文学馆。所以杨沫实际捐给了现代文学馆16万元。他把名声全送给了杨沫,自己隐姓埋名。

 

  所以谁说他是图杨沫的名儿,杨沫的钱,那完全是胡扯!

 

  李叔叔人格高尚,心肠善良。尽管秘书的两个孩子痛恨他,对他很不礼貌,他还认认真真给两个孩子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为什么要解雇他们的父亲,一桩一桩地列举事实,驳斥他们父亲的谎言。

 

  他不愧是一个有骨气,不爱钱,不图名的学者。三姨白杨曾对李叔叔的小孩说:我真羡慕我姐姐找了个老李这么好的老伴。我就没有这个好福气。

 

  母亲与李叔叔虽然只共同生活了6年4个多月,但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自从与李叔叔结合之后,母亲正常了,完整了,健全了,又恢复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那个杨沫样子,平易近人,被秘书传染的邪气完全消失,正义凛然。

 

  晚年,母亲干的那几件事可钉可铆,掷地有声,博得了大家的尊敬。

 

  李叔叔对母亲的影响不可低估。他像个心理医生,治愈了母亲心理上的痼疾。他一白发苍苍老翁,却纯洁如少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挽救了杨沫的灵魂,也挽救了我们破碎的家庭。

 

  所以,我感谢李蕴昌叔叔,他改变了杨沫,也改变了我们家。

 

  我不是母亲的宠儿。

 

  我从生下来就放到农村老家,解放后4岁时才接到北京。虽然只与父母分别了短短4年,却造成了我与父母之间的深深隔膜。

 

  母亲年幼时老挨打,是暴力的受害者,但让人不解的是她对自己的孩子也主张打。我是

 

  在姑姑的爱抚下长大的,从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刚来到北京后,整天在院子里乱跑乱钻,十分淘气。被母亲认为野得要命,说是农村的姑姑把我惯的。她跟父亲合伙,狠狠打了我几次,把我打老实(见母亲1951年5月3日日记)。

 

  从那以后,我见了父母像老鼠见了猫,不寒而栗。

 

  平时给我送到新华社托儿所,只有周末才接回家,回家后,我也像母亲小时候一样,跟保姆睡在一起。我的活动天地就是饭屋和厨房,只有吃饭时才能与父母见面。除非父母叫我,我不敢去父母的卧室和客厅。

 

  农村的姑姑待我比待自己的儿子还好。每逢我和她的孩子打架时,她总是责备自己的儿子,说:“小波还小,你应该让着他。”

 

  我作为一个小孩尝到了姑姑的厚爱,回到自己家后,自然感觉母亲冷漠,对母亲不满。但母亲认为姑姑的爱是娇惯孩子,只有家庭妇女才那么干,嗤之以鼻。

 

  我从学校回家后,母亲绝少到我的房间看看我,与我说两句话。父亲更是冷酷,老动手打。家里有什么好事,如参加什么活动,看什么表演,很少带我去。所以我对这个缺少温暖的家,没有感情。文革中打砸抢他们绝非偶然。

 

  据常来家串门的人说,他们也感到母亲不大喜欢我。因为不是自己带大的,感情上有隔膜很自然,但这种隔膜长期消除不了,越演越烈就不正常了。到北京后十多年后,我对姑姑仍比对母亲亲,我跟姑姑在一起时,亲热随便,脸上浮出笑容,跟母亲在一起时,却紧张拘束,总绷着脸;我叫“姑姑”时,又响又亲,叫母亲“妈妈”时含糊不清,勉勉强强。

 

  母亲喜欢干净,我是农村来的,没有卫生习惯,又受了《董存瑞》、《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钢铁战士》等电影影响,模仿影片中英雄人物的外形,以脏为美,觉得全身战火硝烟,脸黑污污的才好看,就故意不洗脸不洗澡,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母亲生气了就向父亲告状,说我怎么淘气,把父亲的火激起来,让父亲打,她在旁边观看。记得父亲打我屁股时,她还指挥父亲不要总打一侧,打那边几下。

 

可能小学三年级左右,大年初一吃饺子。我饿了,趁父母不在,吃得很快,狼吞虎咽。小胖报告了父亲,说我跟她抢饭吃。父亲过来,满脸怒气,啪啪抽了我两个耳光。母亲对父亲大过年的打我,没有一句批评。

 

  还有一次,父母本来说要带我去看表演,后小胖说要去,就临时决定让她去。临出门前父亲看我哭了,返身回来重重抽了我一耳光。母亲站在旁边,也责备我不懂事……还有一次父亲为打我,把死死护着我的奶奶给推了一个大跟头,终于如愿。事后奶奶默默流泪,母亲却百般替父亲辩解。

 

  父亲打我时,母亲大都也在场,记忆中她从没有挺身而出保护我不挨打。相反,她总在旁边指责我,给父亲火上浇油,使父亲下手更重。

 

  女人太护犊子不好,可一点不护犊子更不好,缺少母性。本来我就是从农村来的,跟他们有隔膜,再这么打,更让我内心受到严重伤害。对父母除了恐惧,别的啥感觉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时,特别紧张,生怕为点什么小事,大巴掌抡下来。总缺少父爱母爱,我对父母也爱不起来。跟他们没话说,回到家就闷在自己房间,没事从不去他们的屋。就算我淘气的出格,也不能这么打。这么打只是让我反感他们,恨他们。

 

  我内心里总是怀念老家的姑姑奶奶。初中时我回了趟老家,感受到了淳朴炽热的乡情,农村的大人小孩一个个对我都那么在乎,那么热情。返回北京的家后,几乎受不了家里的冰冷,憋在屋里泪流满面。母亲在1961年10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

 

  小波呢,更有意思,去了一趟老家,为老家的人们得了“相思”病。近日他消瘦,精神萎靡。昨晚他给我留了一封信,却原来是想老家。为此,他常常哭,衣服不换,因为是从老家穿来的,脸也不洗,据说可留着老家的“乡土气”(甚至连小便都冲着老家的方向。——后加)。多么痴情的孩子!亏他想得出。这样对他健康学习都有妨碍,我立即给他写了一信。……孩子也许从我们身上感不到温暖,故而才如此热烈地爱着老家的一切。

 

  母亲分析得很对,我就是因为感受不到父母的关爱,才那么怀念农村老家。尽管那里贫穷肮脏,吃得不好,整天是窝瓜,上厕所时一群群苍蝇往屁股上落,却有浓浓的亲情。

 

  后来,母亲也做了一些改正。我初三毕业前,她花40元为我配了一副无形眼镜,让我应付参军体检。这在当时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全北京佩戴者寥寥无几。为奖励我好好学习,她还给我买了一支汽枪。这在当时也差不多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

 

  这一段母亲对我最好,偶尔,她还亲切地管我叫“波子”,让我听了心直发抖,全身暖融融,舒服无比。

 

  记得住在国务院宿舍时,我正上小学,有那么一两次,她亲自给我洗手,说我的手黑得像老鸹爪儿,把我双手按在洗脸池里,抹上肥皂,用刷子刷。这也让我感到非常幸福,就像吃了蜜一样,甜蜜极了,40年过去仍然历历在目,一想起来,还要冒口水。

 

  但这样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是淡漠,是疏远,是发脾气训斥。她不懂教育,往往一顿怒骂就把她那一点温情给我带来的好感全骂没了影儿。

 

  1962年12月31日,初三第一学期,我为申请入团,当着团支书张均满的面,用刀割破左手中指,表示决心。割得很深,血流如注。之后,我把左手放在左裤兜里,乘14路公共汽车回家。左裤腿被鲜血浸透一大片,给周围乘客吓得不敢靠近我,怕沾上血。其中有位中年女同志特别同情,焦急地建议司机把我直接拉到医院。她那眼神充满慈爱和心疼。

 

  回到家后,母亲一边包扎,一边训我:新中国的青年有几个像你这样干的?你们学校有几个同学这么干?完全是旧社会封建江湖习气!

 

  我一句话不说,脸色严肃。自认为这本是件很革命的事,回到家却挨批,万万没有料到。

 

  父亲也痛骂我搞旧社会封建帮会那一套,共产党从来不提倡这个!母亲骂我是罐里的王八,越长越抽抽。父亲怒目圆睁,冲上来又抽嘴巴,又拿大皮鞋踢。

 

  我默默无语,怒视着他们。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气急败坏?我一没偷,二没骗,三没耍流氓。仅仅为申请入团写血书就这么拳打脚踢,打得我耳朵呜呜响。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曾当众断指,难道也是江湖习气?

 

  那时我已15岁,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含泪给周总理写信,诉说我为申请入团,惨遭父亲毒打,母亲在旁当帮凶。并揭发父亲在家里大搞法西斯独裁,家长制统治。因为我看见过父亲的委任状上写着周恩来的名字,就给他写信,请他严肃处理马建民。

 

  14路汽车上的人,素不相识,对我都那么同情,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却这么狠打一个鲜血浸透一条裤腿的孩子。而且,他们不是没文化的老粗,一个是大学校长,一个是著名作家。

 

  我自然痛恨他们,亲手把他们的一张很美好的合影照,一片一片撕成碎片。

 

  除了感情上的隔膜之外,我跟母亲的矛盾也与我心胸狭窄,思想偏激,极左和幼稚有关。

 

  我是冀中人,看了很多反映冀中八路军的电影后,非常为自己家乡的八路军自豪。我回老家时,也遇见过不少当年的八路军。他们现在都是农民,黑黢黢的,说话有脏字,身上的衣服不那么干净。我被自己家乡的“土八路”迷住了。回到学校也不洗脸,不洗脚,以脏为荣。我在全育才小学是出了名的邋遢,新衣服非要在墙上蹭脏了才穿。我觉得越脏越土才越像八路军战士,那才漂亮,在女生面前特光荣。

 

  母亲却喜欢干净,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我把母亲讲卫生,天天洗脸,养花养草,欣赏字画,当成资产阶级。潜意识里觉得母亲资产阶级化了。特别是在《青春之歌》成功之后,母亲成为名人,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做了很多高级衣服,还穿高跟鞋,抹香水,我感到很丢人。因为电影里,只有那些资本家太太,反面人物才这么打扮。

 

  有时候,老家或根据地的老乡来找她,她总让保姆或我问清楚对方是谁,来干什么。如果是求她帮忙办事的,常让我们说她不在家。而我却很可怜这些碰了闭门羹的人。觉得人家老百姓大老远来找你,你却骗人家。林道静对上门求助的穷苦人那么热情相待,你书上写的跟你实际做的不一样呀,所以对母亲有意见。

 

  上高中后,回家次数越来越少,基本上是一个月回一次。母亲也无所谓,绝少流露出想念我的意思。所以,我对母亲越发不满,感到母亲心里没有自己,便憎恶这个家,觉得它散发着资产阶级霉气,充满虚伪和自私。

 

  我崇拜解放军,也认为《青春之歌》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不如《烈火金刚》好看。很不好意思她写了这种书。初中上语文课,讲到她的一篇文章时,我甚至想旷课。虽然她很有名,却羞于向人承认自己是她的儿子,很羡慕那些革军子弟。因此文革前,我与母亲的冲突,多是因为我的极左观念造成的。我受了当时左的宣传,总嫌她不革命,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习气。

 

  而文革之后,经过多年的底层生活,我的思想观念大变。对比文革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变成“右派”,又嫌母亲左了。嫌她思想保守正统,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缺少同情,文章里总写光明面,套话官话太多。

 

  如果说我在草原上被打成了反革命,母亲不与我来往是被迫的话,那么以后她还两次与我断绝来往,真寒了我的心。

 

  1976年初,母亲发现我在写《血色黄昏》,表示坚决反对,说我写的这部书稿是“大毒草”,是“控诉无产阶级专政”。为不让我写《血色黄昏》,她唆使父亲偷走了我的手稿。这迫使我不得不靠着自己的记忆,从头开始重写。因为我去信索要手稿并责备他们的偷窃行为,母亲大怒,立刻声明与我断绝一切关系,还四处对人说我是白眼狼,品质恶劣,忘恩负义,不让人理我。

 

  我想不明白,孩子的东西就可以偷吗?

 

  差不多两年,母亲跟我一点没来往。当时我在大同当工人,过春节时,无家可归,我再怎么保密也瞒不住身边好奇的眼睛。很多周围的工人都认为我母亲肯定不是亲的,亲生母亲没这么干的。

 

  我猜想,母亲内心深处可能不满意我对姑姑比对她好。她曾给过我一条天蓝色的毛裤。我嫌太漂亮了,送给了姑姑。她知道后,又从姑姑那里要了回来。

 

  1967年6月我去越南后回到成都,这时钱全花光了。10日我从成都给姑姑寄过一封信,托她做父亲的工作给我些生活费。姑姑把这封信交给了父亲,此信一直保留到现在。信中说:

 

  我永远忘不了在那最困难的日子,你是怎样饿着肚子让我吃饱的……尽管他们给我吃鸡鸭鱼肉,给我手表、自行车,可只有和你在一起,才感到自由、随便、舒服,可以不用再扮“骗子”的角色。和他们在一起总仿佛有一层无形的隔膜。

 

  这封信父母看了肯定生气,认为对我再好也白搭。我平常在家里老老实实全是伪装,我不爱他们,只爱姑姑。所以母亲最常骂我白眼狼,说不理就不理。

 

  直到打倒“四人帮”,我从大同市考进了北京大学,父母才与我恢复了来往。但我们的思想还是谈不到一块儿,共同语言少。我为张志新的遭遇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母亲却没有我这么强的感受。她重用那个秘书,她为科研油子花那么大的精力,却没有心思为张志新呐喊两声。

 

  到北大后不久,开始批《苦恋》,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有一些事发生,因为看法不同,我与父母再次发生争论,他们又再次与我断绝关系。母亲甚至还在1979年4月8日给北大中文系写信,就我与外国记者接触,谴责了我一番,要求学校对我严加管教,如仍固执己见,可以给以必要的处分……

 

  幸亏班主任赵啧老师对我很好,告诉了我这一情况,并竭力保我。

 

  我悲愤地想:当形势紧张时,母亲应该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孩子,哪有主动给学校去信表态,批判孩子,声讨孩子,从背后捅孩子一刀的?

 

  如果儿子是卖国贼、贪污犯、杀人凶手、强奸了妇女,母亲应该深明大义,不护犊子,积极揭发检举。但只因与孩子的观点不同,只因为孩子跟法新社记者说了说知识青年和下层百姓在“四人帮”时期的苦难,怕给自己惹祸,就给孩子单位写信表态划清界限,这是母亲应该干的吗?连“马列主义老太太” 都未必干得出来啊!母亲的这一刀,实在扎得太深了,让我刻骨铭心。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我当然痛恨她,她的行为玷污了母亲的称号,太功利,我对她寒透了心。

 

  这一次又断绝了很长时间来往。她不理我,我也不理她。她瞧不起我,我更瞧不起她。再怎么苦也不乞求她,寒暑假都住在学校。那段无家可归的日子,只有远在贵州的姐姐徐然给我来信,送来一缕缕手足的温暖。

 

  后来经过徐然的说和,母亲跟我恢复了来往,可裂隙犹在。成家后很长一段时间(八十年代大部分年月),我与母亲来往甚少,再也不敢沾她。《血色黄昏》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最后奋斗成功。

 

  我常常感慨,自己这个反革命真不好当。别人在外面是反革命,回到家里还能得到亲情温暖。而我这个反革命在外面受冷遇,回到家里还受冷遇。

 

  父母可是从不承认对孩子不好。你要稍稍抱怨一下他们对孩子不够关心,他们就大发雷霆。总认为他们生下我们,是对我们的大恩大德,我们的抱怨是忘恩负义,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直到《血色黄昏》出版后,母亲还批评我书里写的她不真实——主要是没有像别的吹捧文章,把她说得十全十美。其实,我已经把她美化了。

 

  这个家给我造成的精神伤害是惨重的。

 

——为什么自己崇尚暴力,一部分原因就是幼年总挨打造成的。我在美国常常感叹,年轻时如果把练块儿习武的劲头放在学英文上,自己的日子就要好过得多,父亲打我数不清有多少次。促使我从初一起就拼命练块儿、悠双杠、举杠铃、摔跤打拳……以为自己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父亲就不敢再打我。

 

  ——我的孤僻也与这个家庭有关。父母不和的家庭,孩子大都孤僻怪异。除了姑姑和老家的亲戚,我不相信任何人,连亲生父母都这样冷酷自私,我还怎么相信外人?对任何生人,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戒备,是警觉。我信奉人性恶是四海皆准的真理。遇见生人总往坏里想,不爱交际,从不主动跟人说话。在学校里,非常的不合群。老不见人的狗,见了人就会恶叫,非常凶狠。我也是习惯了自己的孤僻生活,见了生人就冷冰冰的,没有笑脸。

 

  ——社交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极差。家里来了客人,从来不让我在场(可能是嫌我脏,嫌我嘴巴笨)。平时除了保姆,无人跟我说话。这样总不跟人接触,见了生人就紧张,手足无措,说不出话。父母也越嫌我不体面,越不让我见客人,结果毫无社交能力。上初中时,母亲让我去邮局寄东西,都得一遍一遍教我怎么跟邮局的人说。总不接触人,总不说话,说话能力就低下。肚里平时有的词儿一说话即忘得精光,所以跟人交往就爱用笔写。我有事向父母说时,即便在家里,也要写在纸上,面交给父母,用书面方式表达。

 

  ……

 

  母亲从1963年认识了那个病号,到1978年认识了那个科研油子,到1985年纵容秘书抢父亲的东西,中间很长一段时间,她专注写书,疏远孩子,缺少亲情。大年三十,从不说跟孩子们聚一聚,她根本没这个意识。有好些个春节,她是一个人在外地过的。从不想想孩子们的感受。所以每逢过节,望着别人全家团圆,欢欢喜喜,我惘然若失。

 

  不过,母亲的冷漠也激发了我的奋斗意志。没有别的依靠,只能自己救自己。她疏远就疏远,我不哀求她。她多红,也不拍她的马屁。她瞧不起我,我越发憋一口气,非要干出点事,来证明自己!我锻炼身体,我磨砺意志,我犯了纪律不检查,我把憋在心中的话写成书,我一条路走到底……无非是在表现自己的独立和力量。

 

  我对母亲的意见,也曾向她提过。在1986年2月5日给母亲的信中,我解释了为什么给她寄《法制日报》那篇有关遗产继承的文章,惹她大怒,其中写道:

 

  妈总说:孩子没有小罗对你好。其实,是你偏爱小罗胜过孩子。我们是多么希望能得到一点妈妈的爱,能多多给妈妈一点爱,能相濡以沫地母子一场啊!孩子没有害你之心,倒是那种谦恭卑顺过头的人应须小心。

 

  随着母亲一年一年变老,她在变化。

 

  自从我的书《血色黄昏》1987年底出版,并获得很大反响后,对她是个震动。张光年告诉她,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写文革写得最好的一部。王蒙对她说,你儿子炸了一颗原子弹。冯牧为这本书热情奔走,还批评了评论界。——这一切证明她当初反对是错误的,对她有所触动。她开始承认了我,改变了对这本书的态度。当有人说《血色黄昏》粗糙时,她还挺身而出替这本书辩解。

 

  到了八十年代末,母亲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她与秘书濒临绝交,我们的共同语言大大增多,她常常来电话,关心我的处境。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她数次给我家打电话,询问我的下落,为我担心……我们彻底消除了前嫌。

 

  我去美国布朗大学做了访问学者之后,写信请她帮忙买一本学英文方面的书,她立刻托人去买,跑了很多书店也没买到,结果给我捎来了四五本别样的书,厚厚一大摞。

 

  1991年9月1日她给我来信说:

 

  儿子:

 

  两年多不见了,时常想起你来。看见利利和肖肖,还有些安慰,现在他们也要走了,心里很有些怅惘。

 

  1992年2月29日,她在日记中说:

 

  这个儿子在美国的花花世界里,仍然过着勤俭朴素的生活。每天除了写书,就是学英语。从他寄来的照片看,仍然和在国内一样穿着皱兮兮的夹克衫,一脸的倔气,傻气。每天自己不做饭,吃点面包、三明治之类的就算果了腹,天天如此,也难为了他……

 

  字里行间,浸透着母亲的一片关爱。

 

  她开始牵挂我的儿子马骁,来信劝我一定要教育他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别丢了中文。尽管她老写错我儿子的名字。

 

  这一段“洋插队”期间,母亲给我写了很多信,毕生中这是母亲与我通信最勤的一个阶段。过去在内蒙古草原时,从没接到母亲这么多的信。这时候母亲已年近八十,其中有的信,字迹歪歪扭扭,很难辨认,是她在重病中所写。

 

  据李叔叔说,晚年的母亲经常思念漂泊在美国的我。起初是担心我容易激动,在外面闯祸;继而知道我迫切想回来,又整天盼望着我能够早日归来。

 

  她在1992年8月5日给我的信中说:

 

  在闲时,常怀念你们。我已年近八十,今生还能再见到你们么?每念及此,心常惘然。

 

  ……

 

  拥抱你们, 亲小小孙儿

 

  让我心中又温暖,又酸楚。

 

  当我漂泊异域,隐姓埋名,被世人渐渐遗忘时,1993年9月她写了一篇文章《儿子老鬼》表达了对我的思念。此时,她已经79岁。

 

  据徐然姐姐和李叔叔说:母亲病重昏迷期间,除了念叨妹妹白杨外,还常常念叨着我,清醒时总问:小波回来没有?

 

  ……

 

  孩子时代我害怕母亲,随着岁数的增长,体力的强壮,我也叛逆起来,鄙视那些向她点头哈腰的人。缺少关爱,使我对母亲产生了不满,很少去亲近她。她病了住院也从没主动去看过,不愿讨好她。

 

  文革中,她挨了整,我毫不同情,真的认为她腐化堕落了,该整一整。

 

  特别是她后来跟那个机灵过头的秘书厮混在一起,我感到她身上也有邪气,对她十分鄙视,一肚子意见。从1963年到1985年,二十多年中我没有和母亲照过一张像。除非有事,从不找她——难怪她骂我白眼狼。我做不到哥哥那样,能以德报怨,即使受冷遇也能满腔热忱帮她办事跑腿儿。

 

  我很敏感,她对我一点点不好,都无法容忍,长久不忘。所以我对她热情不起来,若即若离。很长一段时间,她是不合格的母亲,我是不合格的儿子。她做母亲失败,我做儿子也失败。除了文革中打砸抢过她一回,后来我又偷过她一次。

 

  那是父亲去世后,她纵容秘书大肆抢掠家里的财产,我们几个孩子自然对母亲不满。我帮助她找到了家里一批最值钱的字画,如数交给了她,却不料她完全据为己有,说什么我是第一继承,等我不在了,你们才能继承……我、徐然、青柯都很担心她会与秘书私分了这些字画。我不得不给她寄去一篇《法制日报》,写信说明孩子与她一样有权同时继承父亲的遗产,不存在谁先谁后。她当时在珠海,看完了信,气得满脸通红,大发雷霆,骂我贪婪,白眼狼,父亲刚死就与她争父亲的遗产……徐然告诉我后,我自然恼怒,决定采取行动,把那批字画再偷回来。——谁叫你们过去偷我手稿的?这是一报还一报。自母亲去珠海后,秘书把母亲小红楼的卧室大门和大衣柜全都贴上了封条。一般都是单位办公室里逢年过节才贴封条,哪有在家里贴的?封条对贼根本不起作用,其主要用意是威吓我们几个孩子,显示他凌驾在我们孩子之上。我不反抗一下,也不甘心。1986年1月一天深夜,我开摩托车到小红楼,从门上的窗户钻进母亲的房间,撬开她的大衣柜,寻找字画。翻了半天也没找到,只好偷了她的一个照相机。

 

  为此老实的哥哥背上了黑锅——秘书和母亲都说是他拿的,因小红楼无人居住,他经常去照看。后来哥哥因一时经济拮据,向我借钱,我送给了他100元,以表内心的愧疚。29年来这个秘密从未对任何人说,在此,我向哥哥表示诚挚的道歉。

 

  我虽然很坏,又抢又偷又骗,不是好儿子,可是在我狞恶粗野的外貌下面,在我的内心深处,对母亲还是依恋的。三年困难时期,我最大的梦想是能重新回到母亲肚子里,不再挨饿。青春期时,我所看中的美女都是像母亲那样的脸型和相貌,圆乎乎的。

 

  我对母亲的感情非常复杂,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对她的美好,我恋她;对她的不美好,我恨她。既得不到她的爱抚,就用恨她,冷淡她,疏远她来保护自己的自尊。她给了我生命,给我很多敏感的气质。我病危时拯救过我,我被打成反革命后,又帮助过我,使我爱她。可她不关心我,不把我当回事,还动不动就跟我断绝关系,让有人认为她不是我亲妈,深深地伤害了我,使我又恨她。

 

  但不管母亲有多少毛病,怎么缺少母爱,理智告诉我,她还是值得尊敬的!

 

  在民族危亡时刻,她没有窝在大城市北京过舒适安稳的小日子,却来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临近京津保,斗争最为残酷血腥的冀中十分区。她睡在老百姓的土炕上,蹲老百姓肮脏的厕所,穿有虱子的粗布衣服,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完成上级任务。虽然她身边的战友三天两头牺牲,虽然她很怕死,却没有当叛徒、逃兵。——她一点也不比那些在延安的正牌文艺老战士差!

 

  而她的第一个丈夫,后来的著名学者张中行此时却坐在北京的书斋里读书,做学问,毫无生命之虞。——但母亲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英明的。她若跟学者张中行生活,只会是个家庭妇女的下场,绝无后来的成就。

 

  这是她生命中第一个亮点。

 

  母亲战胜病魔,苦熬数年,写出了《青春之歌》,不随文坛写工农兵的主旋律,大写一个女性知识分子,一个有浓厚小资情调的成长中的人物,一个平凡普通的城市女青年,独树一帜,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全国的轰动,这是她生命中第二个亮点。

 

  走出极左桎梏,坚持真理,主持正义,晚年为徐明清、王汉秋、胡开明等人奔走呐喊,为受压迫受侮辱的弱者拔刀相助,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亮点。

 

  母亲不是神,也有人的各种缺点,也犯过错误。她写过失败的作品,对孩子缺少关爱,看错过人,被别人当枪使过……我在本书中都有所披露。可人一辈子,干出了这三个亮点,足矣!

 

  母亲的身上有很多面。既有正统马列主义的一面,又有自由化的一面;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无情的一面;既有坦率的一面,又有虚伪的一面。可不管有多少面,她一辈子干出了这三个亮点,打不倒矣!

 

  父亲去世后,一次我去看望她,临分手前,趁她心绪不定,我鼓足勇气,吻过她脸一次。母亲当时像触了电,全身抖动,几乎流泪。可是当她漠视我的时候,说我坏话的时候,我又极其愤怒,在外面我能受委屈,在家里却受不了一点委屈。我是个爱也极端,恨也极端的坏儿子。

 

  自从母亲离开了那秘书,她恢复了正常,恢复了堂堂正正,我对她再也没有什么意见。她的晚年可以说是个完全合格的母亲。乐于助人,通情达理,富有亲情和母爱,无可挑剔。她的正义感喷薄而出,为老百姓干了几件很值得称道的好事。临终前几天,她在昏迷中还不断地呼叫着白杨和我的名字。

 

  我很感动。所以望着在痛苦中熬煎的母亲,我数次难过得扑簌簌流泪。

 

  她走后,我给她戴了3个月的黑纱。

 

  我把她的小骨灰盒放在床头,夜夜伴随着自己。

 

 我悲痛过了头,变成了母亲的一条狗,对所有伤害过她的人,发出狂吠。向那家把感冒传染给蕾蕾,再又传染给母亲的人,面对面地发泄了强烈不满;对徐然的小女儿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浓妆艳抹,提出了批评;对有违母亲遗嘱的提议,哪怕是一点点变动也坚决反对;对母亲爱过的李叔叔,全力以赴呵护……

 

  年轻时,我和母亲冲突不断,多次断绝关系,但后来终于彼此相濡以沫。现在母亲没了,除非梦中,再也无法相见,一时间感到了冰冷刺骨般的巨大空虚和痛苦。最初的那半年,一提母亲就心如刀割,潸然泪下。

 

  母亲呀,生前你忙,不大喜欢我,与我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可是身后,我却能永远地和你厮守——你的木盒子就摆在我的电脑桌旁,随时都能看见。

 

  我把母亲的照片挂放在各个房间,多多益善。使我在任何一间房里,任何一个地点都能看见她。

 

  母亲的几块骨骸就放在一个小鼻烟盒里,去美国打工时也陪着我,放在枕旁。

 

  母亲的大床我已经睡了10年,中间凹陷,有个坑了,还要继续睡下去。

 

  母亲的写字台,早已过时,又窄又小,桌面开裂,也舍不得扔。

 

  10年了,母亲的病历、X光照片、挂号证、药盒、假发、眼镜、小闹表、大洋娃娃等等悉数保存……只是后悔当年忘了把母亲的头发剪下一缕,留个纪念。

 

  我曾说过,下辈子如果当儿子,还当她的儿子。尽管当她的儿子很苦,得到爱抚不多,生了病不会精心照料,长身体阶段回家吃不饱,当了反革命还要跟你划清界限,有个风吹草动就向单位写信表态支持处分你,结婚时不会给很多钱……但还是愿意给她当儿子。因为我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没有她就没有我,我闻惯了她身上的气味。骨血相联,从脚气、不能喝酒、近视带散光,到好冲动、神经敏感、为写书啥都不顾等等,全来自她的遗传。

 

  物稀为贵,她那稀微的母爱正因为少,才更难忘,更不平凡,更有嚼头,回味无穷。

 

  这一辈子,我所遇到的几次大灾大难,都是她出面帮忙救了我。我认了自己有个这样的妈。苦点就苦点,受冷落就受冷落,不喜欢就不喜欢,让人认为我不是她亲儿子就让人认为,应该知足。即使她一点不爱我,她一生干出了那三个亮点,也值得尊敬。何况,晚年她又给了我很多的关爱,临终前还多次呼唤我……足以弥补了过去的欠缺。

 

  有这么个妈比没有要强多了!

 

  如今,母亲已经离开了我10年,也不知她的魂灵飘浮在苍穹中的哪一个遥远的角落。不过,她生前用过的很多东西还在陪着我,继续散发着母亲温暖的体温。10年了,母亲的粗毛线帽子我冬天还戴,母亲的尼龙袜和肥裤衩我偶尔还穿,母亲的大羽绒服我午休时天天盖。母亲擦过的口红,我虽不抹,却也保留了10年。一闻见那甜甜的香味,就想起了母亲身上的芳香。

母亲在我的心目中是美丽的。那大圆脸、金鱼眼、扁鼻子、阔嘴巴都极有韵味,潜藏着慈爱,百看不厌。

我忘不了内蒙古草原,我在那里被整得众叛亲离,屁滚尿流。

我也忘不了母亲,75岁之后返璞归真,还原为一个完整正常的慈母。而我已42岁,胡子拉碴。

10年了,这个让我又恨又爱的母亲还时不时在梦中与我相见,还常常让我鼻酸欲泪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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