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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古典文学

我个人一直认为,作为一名阅读者,举凡得到一部闻名遐迩或心仪已久或友朋馈赠的好书,大致会持有两种心态:一是先睹为快,以求顷刻领略精髓而受益;二是不慌不忙,因为色香味俱佳的营养品更需慢慢品尝享受才能尽兴,或者说,就像面对一个出土文物,需经百般抚摸,然后再去精细鉴赏才觉得更有情趣更有意境。对我而言,数十年来养成的习惯就是抱着后一种心态的。有缘于此,当我收到旅欧作家万之邮寄的一部名为《凯旋曲:诺贝尔文学奖传奇》(以下简称《凯旋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的着作后,当时并未立刻捧起细读,而是先行拜读了马悦然的序言、作者的自序和刘再复的后记。顺便说一句,如此阅读顺序也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一个读书习惯,因为有时将“序”乃至“跋”之类提纲挈领的文字放在前面来读,会顺理成章地感受到这样的阅读顺序,将对统读全书后而能获得深刻理解是有所裨益的。 中国论文网 作为着名汉学家,马悦然的序言诚乃言简意赅,一语破的。他认为作者凭借着自己文学方面的学养和历练,正在建造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故而在其序言后一段上写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东西方之间建造沟通的桥梁。”接着就认为这本《凯旋曲》正是这座桥梁的一块重要基石。读至此,不禁想起了林语堂一句可谓自我画像的素描:“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今就此书而言,万之着笔的一字一言、一笔一画,岂不正是为此而尽力付出其所能乎?! 作为知名学者,刘再复的题跋《人类文学的凯旋曲》,既以学者的审美视角为我们指出了此书的闪光点,认为那一篇篇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素描的肖像之作,都是精确地勾画了“严谨、丰富、生动、扎实的历史见证”;同时又俨然为广大读者的代表,在倾听了十九首(1974―2007年间十九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的评述)“嘹亮的,雄健的,但又都是冷静的、深邃的”凯旋曲后所表露出来的心声:“所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能够赢得这份世所公认的光荣,都是精神价值创造征途上的凯旋。凯旋不是终结,而是迈向更高层面的起点。”此跋点出要津,足令读后为之深思。 作为撰写者,万之在本书的自序中,首先阐明自1992年起因某种缘由开始撰写介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而结集成册。自序中除了鸣谢外,计有四个部分。其一,假以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博物馆的导游身份出现,“像导游那样举着一面引路的小旗,引领着参观者穿过陈列着得奖文学贤哲塑像的长廊,介绍解说这些作家入选封圣的缘由,展示玻璃柜里陈列的着作和文物”。此言形象而又巧妙地概述了撰写一系列评述文章并结集成册的缘起,从而为那些慕名前来圣洁殿堂寻探心目中文豪的广大猎奇者一饱眼福。其二,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一项文学奖,其实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文学的意义,另一方面是奖的意义。”随即引述了国内一位知名作家所说的“文学是文学,奖是奖”这句话,并由此而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审美意义和文学价值做出了酣畅的阐释,其文犹如行云流水,引人入胜。其三,他又顺理成章地对隐藏在奖牌后面那一幕幕五彩缤纷的人生戏剧的故事,给出了精辟的解读,可谓引人入胜;至于一则有关评审帕斯捷尔纳克的实例(1946年首次提名,1958年其作品《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详述,足使读者深切感受到诺奖评委们的公正与艰辛;此外,面对极其精炼且又动人心弦的颁奖词,他作了这样的表述:“短短的颁奖词,其实是我们了解诺贝尔文学奖得奖原因和颁奖理由的重要的钥匙,是破解得奖颁奖之谜的重要的密码。”鉴于此,他对汉语译文中某些不够精确乃至谬误之处,直率地加以举例而给予指摘,由此看出其严谨的治学风格跃然纸上。其四,就是他所说的“近水楼台”了,而且毫不隐晦,这是可敬的;固然,近水楼台是一个外在条件,但能登上这个楼台的何止他一人?正如刘再复先生所说的“此文只有万之能写出来”。 一年后,我又收到了万之托其兄长从上海寄来的增订版《诺贝尔文学奖传奇》一册。这本再版书增补了对获得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罗马尼亚裔德国女诗人、散文家缪勒获奖作品的评述。于是,作者精心谱写的《凯旋曲》就成了二十首。而行书至此,则不得不说,他对二十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评述,虽然不到自1901年以来这个奖项的获奖者的五分之一,但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如此这般的一个引荐、导读的平台,显然不失为一项值得倡导之善举。 行文至此,顺便说一件往事。就在阅读此书之时的某日,笔者有幸受邀聆听了一次讲座,其主讲者乃当代知名作家王蒙先生,演讲的题目是《老子的魅力》,实际上是对《道德经》的诠释。我个人认为,这个题目既难讲又好讲。说它难讲,《道德经》深奥玄妙,很难讲透;说它好讲,一旦结合现实生活,那想象空间就足够主讲者充分发挥了。我在这里当然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其理解会有失偏颇的。之所以提及这一话题,盖因作者曾在自序中道:“有位知名中国作家谈到诺贝尔文学奖时就说过,‘文学是文学,奖是奖’,意思是文学和这个奖其实是两回事情。”而在我的记忆中,“文学是文学,奖是奖”这句话,好像就是王蒙在某种场合下直言的。 在诺贝尔奖的各个奖项中,除和平奖姑且不论外,当算文学奖的评奖结果偶然间会引发某些不同的声音。盖因诸多不同国度、民族的文学遗产,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因其审美、传统、以致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不同视觉甚至差异而产生某些不同看法,是在情理之中的。加之译文能否达到“信、达、雅”的标准,也会产生举足轻重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其实,评委们曾多次强调,他们只是评选出他们自己欣赏的优秀作家,而不是世界第一的作家。由此出发,即可理解了“文学是文学,奖是奖”这句话的内在意涵。诚如万之自序中的坦言:“就‘文学是文学’而言,其审美和意义的读解与任何奖项本来没有必然的联系,‘文学’可以和‘奖’完全无关。……很多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例如易卜生、托尔斯泰、卡夫卡,他们的文学作品都是极品,超过了很多得奖作家,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并不因为没有获奖而逊色。”与此同时,他又引用了英国一家报纸针对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作品获得诺奖后对其作品所做的一次试验结果,似乎旁证了“文学是文学,奖是奖”这句话另外一个不同的含义所在。其实对这句话的理解,应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特举,并非常例。有道是,中国许多负有盛名的诸如鲁迅、老舍、巴金、沈从文、林语堂等文学巨匠,都曾与诺贝尔文学奖发生过一些诸如婉言谢绝提名或擦身而过或其他之类的故事,但丝毫也不会影响他们早已荣膺的历史声誉。 《凯旋曲》计有四辑,分别为逝者长存、文学有道、文化多元、传统新人。每篇开头,首先进入读者眼帘的是瑞典学院颁奖词。这是用精练的语言作为一把钥匙来揭示得奖颁奖的理由,不可不读。在《文化多元》一辑里,有一篇题为《殖民文化嫁接的果实》一文,是评述2001年诺奖得主奈保尔的文学生涯的。文前引用的颁奖词是这样书写的:“在作品中结合了感觉敏锐的叙事和不受流俗腐蚀的审察,迫使我们看到被压抑的历史的存在。”正缘于这样一个因“不受流俗腐蚀的审察”而使后来人看到了“被压抑的历史的存在”的警句,笔者细读后因深感精辟酣畅而获憬悟,从而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文化嫁接的随想》的读后感,以抒心曲。 通读全书后,深感万之笔锋犀利,文采超拔,缘此而不由地联想了王安石的“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这样的诗句,更缘此而想说上一点似是题外的话。多年前,万之曾在一封给我的书信里转述了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中的一段话:“文学的意义需要词语的自由表达。文学离不开词语,离不开词语的自由,但不能反证,以为有了词语就有了一切,就保证了文学。……我们应该认识到,词语的解放,并不等于词语自由表达的实现,也不等于我们的尊严的恢复,恰恰相反,词语也有局限性甚至破坏性,词语也可以制造垃圾,词语可以散布谎言。如果我们忘记了这点,那么‘解放词语’也可能成为打开潘多拉的魔盒,不仅释放出美好的东西,也能释放出邪恶。”读后深感语言的锤炼,将有扩大视野和深化感知的效能。上述这段话乃将构成文学的词语和表达文学的意涵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给予了浅白的诠释。这实际上也是在说,词语的主人亦即词语的使用者的道义上的责任,远远超越了词语的本身价值。但另有一点似乎也应指出,盖词语文字与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从广义上来讲,当同属一个范畴,故而其审美价值至关重要。如从此点出发,则不由地联想起了龚自珍《病梅馆记》中所言:“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若将此段富有哲理的表述借来审视文字的运用之道,且不知当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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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8日开始的一周,是诺贝尔各奖项集中公布的时间。决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瑞典文学院当天宣布,今年的文学奖将于11日13时揭晓。不过,在瑞典文学院宣布这一消息前,“中国作家莫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成为中国互联网和纸媒上讨论最激烈的话题。来自西方的消息称,莫言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都是该奖项的热门争夺者,而莫言很可能会赢得这项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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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文学创作取得很大成绩,涌现出以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给读者以真的启迪、善的熏陶和美的享受。然而,新时期文学在表面繁荣的背后,也存着不少问题,就其总体而言,距离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希望文艺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和“时代前进的号角”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其所以如此,原因有多种,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由于我们的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轨道。不少文艺工作者正像习总书记批评的那样,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由此导致新时期文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未能出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丁玲那样的大作家。

  莫言可能获奖的报道最早来自于欧洲一些大博彩公司的炒作。成立于斯德哥尔摩的欧洲“全球博彩”公司(Unibet)今年8月公布了诺贝尔文学奖预测获奖名单的赔率,莫言以1赔5.5排在第一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以1赔8排在第二位。英国博彩公司Ladbrokes也推出竞猜,热捧村上春树是获奖人选。随着公布获奖名单时间的临近,这些博彩公司的预测被西方媒体大量转载,两人因此变成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大热门”。

五十年来,布克奖做到了优质英语文学创作和高品质文化消费的有机结合,成就了作家和作品,带给创作者和读者共同的成长。

新时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不足,表现在多个方面,诸如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不加分析、盲目追随;将西方文艺批评新方法当作灵丹妙药,盲目套用;将“反共”美籍华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奉为圭臬、盲目效仿……诸如此类,不一而是。本文只就新时期以来某些文艺界人士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崇拜和迷信谈些看法,求教于方家。

  博彩公司的热炒带动了各国媒体对今年奖项获得者、尤其是中国作家的关注。瑞典最大的日报《每日新闻》9月25日以“莫言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热门”为标题,专门介绍了莫言、村上春树以及美国民谣之父鲍勃·迪伦等人的情况。瑞典国家电视台网站则称,瑞典著名足球明星兹拉坦因为推出了自传而和莫言、村上春树一起位居博彩网站前列,只是他的排名靠后,赔率远高于前两人。不过,也有瑞典媒体认为,上述预测只是在文学奖公布前的一种预热和调侃,不能当真,历史上在博彩公司排名第一位的候选者很少得奖。

半个世纪英语虚构文学的竞争地带

诺贝尔文学奖创立一百多年来,中外学界对其褒贬不一,分歧很大。我国当代学者张薇先生认为,按照诺贝尔的遗嘱,该奖项奖励近年来“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文学作品的人”,这里的“理想倾向”一词其实是带有政治倾向的,诺贝尔奖评委们在不同时期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在评奖时也有不同的体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反侵略反暴政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以民族解放事业以声援和支持”,于是1905年奖给波兰作家显克微支,1923年奖给爱尔兰诗人叶芝,1939年奖给芬兰作家西兰帕。所有这些,都是“出于支持弱小民族反抗暴政的时局的考虑”(张薇《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标准与审美标准》,《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6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了两大阵营,诺贝尔文学奖越来越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其意识形态、对不符合西方标准的政权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关于这一点,早已为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觉察,并予以谴责。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决定授予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萨特,遭到萨特拒绝,其主要理由是该奖“人为地成为一种西方集团的奖金”,“成为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徒的荣誉”。1958年,该奖授予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苏共中央认定这是西方针对苏联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旨在煽动“冷战”的手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33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德国《波茨坦新闻报》10月8日以“莫言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的希望”为题称,这是一个伤口,每年都会受伤,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赢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虽然高行健获得过,但他是以法籍华人的身份。不过,这个伤口在未来一周内很可能愈合。德国《图书报道》则认为,今年将是一场“亚洲的竞赛”。法国《世界报》称,两名亚洲作家最有可能获得本次文学奖,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这个奖的竞争意义很特别。

“罗马不是一天造就的”,回望英国首屈一指的文学奖——布克奖的一路发展,也是艰难而不懈的风雨历程。它于1969年设立,带着向法国龚古尔奖致敬的意味,奖励每一年最好看的英语长篇小说,扩大读者群,推进文学书籍销量。起初布克奖对获奖作品的销量并未起到良好作用,直到1973年,随着曾任英国国家图书联盟主任的马丁·戈夫成为奖项负责人,布克奖的全方位影响力开始有了新的样貌。1974年布克奖开始在伦敦百年传奇的克拉里奇酒店揭晓结果并举行晚宴,第一次引入了电视拍摄及主持人采访,为了进一步激发大众的期待和好奇,最终评选也被安排在当天下午,营造出紧张、热烈、刺激的气氛。

我国文艺界的有识之士,也早已看清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真实面目。1987年,老作家姚雪垠曾针对刘再复“既要获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荣誉,又要戴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这一“美妙”“心愿”,写道:“诺贝尔文学奖与各种自然科学奖、医学奖有所不同。自然科学奖和医学奖等,都不涉及政治倾向性。然而,掌握文学评奖大权的委员们,则向来具有他们的思想标准,很注意作家和作品的政治倾向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未必就有艺术生命力;有艺术生命力的、可以留流传的作品,未必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应该是为什么努力工作?难道最高的奋斗目标不是为祖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仅仅是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么?”(姚雪垠《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第34页,红旗出版社,1987年)。1988年,着名学者季羡林针对一些人为沈从文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深感惋惜的情绪,写道:“我在这里着重声明一句,我们国内有一些人特别迷信诺贝尔文学奖,迷信的劲头十分可笑,试拿我们没有得奖的那几位文学巨匠同已经得奖的欧美一些作家来比一比,其差距简直有如高山和小丘。同此辈争一日之长,有这个必要吗?”(季羡林《故人情深》第124页,金城出版社,1912年)。然而,过了十多年之后的1999年8月,《北京文学》发表了刘再复近四万字的《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一文,盛赞“瑞典文学院选择的获奖作家,已组成一个影响人类精神的家族,这个家族就是高擎着光明火炬的诺贝尔家族……这一火炬家族的作品本身就构成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的一种框架或者说一大线索,可是,中国作家却徘徊在大家庭的门外和这一文学史的框架之外,未能参与世纪性的火炬游行与文学狂欢节,这是为什么?”刘再复接着回答:“我们不怪别人,却必须求诸自己。这个‘自己’,一是本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思路;二是本世纪中国文学的生态大环境。应当坦率地说,两者都是大有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在二十年代才刚刚从传统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在三十年代却又走入政治意识形态的牢笼;文学变成意识形态的转达,阶级斗争的观念变成文学的灵魂,‘主义’对世界的解释变成作家的创作前提和创作框架……”刘再复还不厌其烦地讲述他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能读懂中文的马悦然非同寻常的关系,讲述他向马悦然大力推荐自己的“俩位好友”——高行健和莫言,说高行健“在当代海内外的中国作家中可说成就十分突出”,说他早就以“黄土地上的奇迹”这样“最高的评价”夸奖过莫言。该文末尾处透露了一个信息:1993年,刘再复与人共同组织的一个“国际学术论坛会”,会议期间,马悦然特别邀请了余英时、李欧梵、刘绍铭、李泽厚、王元化和我到院士们经常聚会的小楼上座谈。他诚恳地征询大家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意见,在那个夜晚明亮的灯光下和温馨的氛围中,我感到:“诺贝尔文学奖是个有趣的存在,我们只好面对。中国作家缺席只属于二十世纪,绝不属于二十一世纪。”文章的最后,刘再复信心满满地预言:“可以肯定,二十一世纪的诺贝尔火炬家族将会迎接不只一个的中国天才。”刘再复的预言不久便成为事实,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1997年加入法国籍的原中国作家高行健,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又授予了中国作家莫言。

  对于莫言是否会“获奖”,专家看法不一。多年来跟踪研究诺贝尔文学奖并出版相关著作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旅瑞华人作家万之8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瑞典文学院很久以来就关注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汉学家马悦然被选为文学院院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学院需要有精通中文的专家来准确解读中国。然而,多年来没有真正的大陆本土作家获奖,非常令人遗憾。

这些“造势”手法除了提高布克奖的知晓度和声名之外,也为了一定程度上缓解早些年评奖时期遭受的激烈争议。1971年,评委之一马尔科姆·穆格里奇中途辞职,理由是他觉得大多参赛作品都写得不好,一些甚至还带有少儿不宜的内容。1972年,约翰·伯格凭借小说 《G》获奖,却宣布将把5000英镑奖金的一半捐出去,以抗议奖项赞助方在其他国家的商业行为涉嫌了殖民主义政策。1974年的评委之一、作家伊丽莎白·简·霍华德提出她丈夫金斯利·艾米斯的小说应当入围短名单,而最终的奖项由纳丁·戈迪默、斯坦利·米德敦并列获得。这些事件都与奖项负责人戈夫脱不开干系,那时他曾被英国媒体称为 “一个快乐的巫师”,施展他“精心策划地泄露消息、公开采访和偶然的、策略性误导”的手段。

高行健获得诺奖后,《人民日报》以《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称“瑞典文学院的倒行逆施”,“是对12亿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台湾着名作家陈映真写道:“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给高行健,是西方高明的文化战略,如同当年给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钦一样。”(转引自郑凡夫《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备忘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1期)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刘再复就曾激情澎湃地写道:“高行健的作品是杰作。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这一行为本身也是一大杰作,是新世纪的第一篇杰作。”。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刘再复更是像自己摸到了一张巨额彩票一样兴奋异常,又是写文章,又是发表谈话,又是出版书籍,忙得不可开交,其内容则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胡吹乱捧,和别有用心的借题发挥(参阅吴玉英、刘文斌《别有用心的借题发挥——评刘再复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言论》、《煞费苦心的胡吹乱捧——再评刘再复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言论》,分别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5期、2016年第3期)。他高调宣示莫言获得诺奖是“历史性的一件大事”,“莫言走上了文学巅峰”,它“不仅给人以震撼性启迪,而且给我们以永恒性鼓舞。”(刘再复《莫言了不起》第42页—4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刘再复还从多个角度,谈了莫言获奖给予人们的“震撼性启迪”,择其大端即号召中国作家以莫言为榜样,最彻底地抛弃教条,“不理会任何金科玉律”,把“想象力发挥到极致”,进行“最自由”的“颠覆性写作”,“颠覆以往的‘政治权力叙事’和‘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很明显,这就是号召作家“最彻底地抛弃”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这个所谓的教条“教条”,最自由地“颠复”以往革命文学的所谓“政治权力叙事”和“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具体来说,即像《红高粱》那样“颠复”“抗日战争”,像《生死疲劳》那样“颠复”“土地革命”,像《酒国》那样“颠复”“市场神话”(同上。莫言上述作品是否真如刘再复所言,容后议论)。无需讳言,以往我们的革命文学在反映抗日战争、土地革命和市场经济时,对社会生活中的支流不无遮蔽,不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认识生活。对此,包括莫言作品在内的新时期文学,已经作了必要的补充和纠正。但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给以往革命文学作品扣上“意识形态叙事”、“政治权力叙事”的帽子,将其“彻底颠复”,并以“最自由的”“颠覆性写作”取而代之,在作品中歪曲、丑化中共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美化日本侵略者、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这就不能被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小事。须知,前苏联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为代表的“回归派”作家,正是通过其《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等所谓“解冻文学”作品,“彻底颠覆”了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及他们创作的以《母亲》、《列宁》、《毁灭》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索尔仁尼琴们无限放大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阴暗面”,肆意丑化列宁、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因而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刘再复对诺贝尔文学奖在前苏联解体中的“功劳”心领神会,他于是便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卖力地吹捧该奖项及其得主高行健、莫言及他们的作品。

  万之认为,虽然博彩网站有胡乱猜测的情况,但这次热捧莫言并非空穴来风。长期以来,莫言的作品如《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等都很为瑞典文坛所看重,而其由瑞典汉学家陈安娜女士翻译的巨著《生死疲劳》今年刚在瑞典成功出版,在哥德堡国际书展上被隆重推荐。从种种迹象来看,今后莫言获奖的可能性或高于村上春树。

布克奖40周年时,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举办过一次回顾展,将历年获奖作品、别致的书籍装帧、典礼邀请函、晚宴菜单、最早的奖杯和一系列档案、照片都公布于众,每年奖项诞生经历的波折、其间的八卦和争论也浮出水面,各国媒体纷纷报道,满足了大众猎奇的心理。不过,奖项评选背后的轶事都无法影响一个事实,布克奖依然具有卓越的文学视野并成就了当代英语文学的众多经典。1971年,奈保尔凭借《自由国度》得奖,“在世最好的英语作家”的王冠至今仍由他荣膺;1974年“后殖民文学巨匠”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的 《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80年“寓言编撰家”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启蒙之旅》,1983年“南非文坛双子星”之一的库切的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1989年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他们获得布克奖之后,最终又纷纷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无疑也是布克奖专业眼光的佐证。

众所周知,瑞典学院的诺奖评委们,历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和建设怀有偏见,所以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专门给我国政府和人民“制造麻烦”的藏独头目达赖和犯有颠覆我国政府罪的在押犯刘晓波,将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在作品中恶毒诬蔑中共和社会主义制度、叛逃法国的原中国作家高行健。他们为何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瓦曾斯特伯格在颁奖仪式上宣读的“颁奖辞”,给出了明确答案,即莫言的作品“用嘲笑和尖锐的笔触,抨击了一个荒谬的中国近代历史,那是一个人民生活和思想贫乏、政治制度虚伪的时代”。“在他对于中国一百年的描述中,我们找不到西方梦幻般跳舞的独角兽,也看不到在门前跳方格的天真小女孩。但是他笔下中国人猪圈式生活,让我们非常熟悉。”“莫言为那些不公社会下生存的众多小人物而辩护,——这种社会不公经历了日本占领,毛时代的犷戾和当今的物欲横流时期。”(转引自李建军《2012年度诺奖解读》,《文学报》2013年3月7日)莫言小说中对“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人”的描绘,虽然根本不符合实际,但却完全符合诺奖评委们的政治需要,也形象地图解了《告别革命》一书的基本观点,因而博得诺奖评委会和刘再复的青睐。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认为,莫言是当前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但他不一定今年就能拿奖。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则认为,鉴于诺奖评选过程十分严格,从未提前解密,当前对于莫言获奖的各种猜测更多是一种新闻炒作,对颁奖本身没有太大意义。

同时,布克奖也是一个挖掘并提携新人的平台,2003年和2008年,44岁的澳大利亚作家DBC·皮埃尔和 33岁的雅拉文·阿迪加分别凭自己的处女作《维农少年》和《白老虎》得奖;2013年,28岁的新西兰女作家埃莉诺·卡顿的长篇小说 《发光体》得奖,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孩登上了世界舞台,她也是至今最年轻的获奖者。布克奖对作家和作品的推广有非凡的影响,除了获奖作品在世界出版圈的翻译和销量的激增,作品的影视化也让作家有了更多的受众,《辛德勒的名单》《英国病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都是其中典型的由获奖作品改编的成功之作。可以说,五十年来,布克奖做到了优质英语文学创作和高品质文化消费的有机结合,成就了作家和作品,带给创作者和读者共同的成长。2011年得奖的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曾在采访中说:“布克奖让我的写作生涯至少延长了十年,多了十年的读者群。”

www.4166.com,遗憾的是,文艺界、学术界的某些人士似乎患上了严重的文化缺钙症,既不重视中外有识之士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正确评价意见,也不正视“颁奖辞”暴露出其评委对中共及中国人民的严重偏见,而是跟在某些洋大人和“出走”美国多年的刘再复屁股后面瞎吆喝。莫言获诺奖后,国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吹捧该奖项及莫言的大合唱。一位教授庄严地宣告:“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二日,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时间标记。这一天,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当代文化给予的最高评价”,他还写道:“只有肯定中国文学,才能让中国人找到对当代文化的信心。”另一位教授同样认为,“莫言获奖确实是中国文学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中国文学的形象从此得到改变。过去只有向西方致敬的悲怆的挫败感终于成为历史……”二位教授的这些话令人一头雾水,十八名院士组成的诺奖评委会为何竟成了“国际社会”的代表?“中国人”“对当代文化的自信”,难道不是植根于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伟大实践的清醒认识,而竟然是“只有”从“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学”的“肯定”中,才能“找到”吗?至于仅仅因为中国作家未获过诺奖而产生的“只有向西方致敬的悲怆的挫败感”,那只是这位教授先生的个人感受,并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还有的论者似乎忘记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一常识,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牌等同于奥运冠军的金牌,还有一位教授称,莫言获奖“向很多作家提示了一个中国作家的标高”。另一倍教授的说法则更离谱:“获得诺奖之后的莫言,堪称文学之王。”(李斌、程桂婷编《莫言批判》第390页,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同国内一些名牌大学知名教授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热捧相反,一些西方学者则冷静得多。被刘再复誉为“是一个很了不起、很值得中国人尊敬的翻译家和中国文学研究家”的葛浩文先生指出:“诺奖的价值和意义在中国被放大了……对于中国和韩国等国家的人来说,是否获得此奖已关乎整个民族获得承认或者遭到轻视的地步。其实,这只是一个关于某位作家作品的奖项。”奇怪的是,一些“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人,一面把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西方文学奖看得无比重要,一面却又不把葛浩文这位着名洋学者的上述精当之论当回事。有人甚至还以“不仅中国人不这么看,事实上整个国家社会也不这么看”这类半通不通的话作为依据,据“理”反驳。。显然,他们使用的是双重标准。

  对于中国民间和舆论对今年诺奖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周宁认为,这反映出一种急于被西方主流文明认可的心态。中国人愿意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做是一个代表最高级别认可的奖项,因而产生对它的崇拜,这就可能走进误区。我们应保持心态平衡,得不得奖绝不影响中国作家的文学成就和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张颐武认为,世界中产阶级化之后,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高雅文化的标志。中国现在也加入到这个流行趋势中了。

一个占据重要地位的文学奖,必然给作家带来得意与失意,乃至遗憾。今年担任布克奖五十周年特别奖项 “金布克奖”评委之一、作家罗伯特·麦克鲁指出:“评委们对印度、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语文学一直做出正确的评判,但他们误判了这么多年来文坛另一个重点——新时代女性小说家的崛起。”他觉得英国女性主义出版多年来引领着女性主义文学革命并且改变了新一代的阅读生活,与此同时,布克奖并未对此有充分回应。1971年,英国作家伊丽莎白·泰勒的《克来蒙的帕妃小姐》没能获奖而是仅仅入围;已故的贝里尔·博布瑞奇五次入围却颗粒无收;1981年没能颁给“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苏格兰小说家”缪里尔·斯帕克;还有当代读者心中的天才,安吉拉·卡特至今从未入围……由此麦克鲁才表示,“我的同事,‘金布克奖’的另一位评委雷门·西舍,这次来提名佩内洛普·莱弗利在1987年得奖小说《月亮虎》,希望以此弥补这些疏漏”。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掀起的吹捧诺奖和莫言的合唱声中,宣扬错误的文学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差不多成了主旋律。有人从莫言荣获诺奖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当代文学的艺术创新注定了要在现代主义的旗帜下才能突飞猛进。这一点并不奇怪,实现现代化乃是中国社会的总目标,文学理所当然地要成为实现现代化的精神导向,那么,现代主义也理所当然是创新的方向。”。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人提出的“国家要搞现代化,文艺何妨现代派”说法的老调重谈,这种说法错在将“现代派”中的“现代”,同“现代化”中的“现代”的含义当作同一回事,其实,二者虽然从字面上看完全一样,但其含义则大不相同,此“现代”非彼“现代”。这是当年那场论争中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另一位教授由莫言获诺奖中受到如下启示:“任何真正的文学经典都必须是世界性的,在文学的范畴而言,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学,我们依然不能摆脱‘跟着说’、‘接着说’而难以‘对着说’的命运。”笔者孤陋寡闻,竟然不知道“西方文学”比中国文学“强大”在哪里?这位教授是用尺子量出来的,还是用秤称出来的,或是用什么精密仪器测出来的,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若按照这位教授的这一说法,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那些名篇杰作,包括鲁、郭、茅、巴、老、曹以及沈从文、丁玲等人的优秀作品,一律进入不了“经典”的行列,因为其作者均未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缺乏“世界性”。从今往后,中国作家要想创作出“经典”之作,就不能像鲁、郭、茅、巴、老、曹等人那样在继承中国传统艺术手法基础上、借鉴西方某些艺术技巧,去讲述彰显中国精神的中国故事,而必须在“强大的西方文学”面前“跟着说”、“接着说”,亦即“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简单地去模仿卡夫卡、贝克特、马尔克斯们的艺术手法,讲述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故事,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文艺离它改弦易帜的那一天,也就不远了。还有些吹捧诺奖和莫言的文章,常常借题发挥,针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事件发表意见,“消减正统意识形态”。一位教授在评论《生死疲劳》时,写道:“阶级斗争的暴力除了把西门闹枪毙并变成动物外,没有对历史产生任何的改变,但却给家庭和人们的心灵留下抹不去的创伤。”。这里,教授将中共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指引下、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长期革命斗争一笔抹杀了。另一位教授在总结莫言获诺奖的经验时,写道:“‘中国经验’必须为人类基本价值观念照亮才会发出‘世界文学’的光彩……莫言的成功与其说是本土经验的成功,毋宁说是莫言小说价值观的胜利。”这里所谓“人类基本价值观念”,显然是指“普世价值”,其实就是西方主流价值观,亦即《颁奖辞》表彰的“莫言小说价值观”。下面两段评论文字的涵义则更加直白:“莫言在小说中写的共产党们的投机取巧和国民党们的狡猾抗日,只不过是一个客观冷静的叙述。”(《名作欣赏·莫言阅读专号》,2013年上旬)。莫言“身为官方作协副主席,则是一个在当权者面前唯唯诺诺、卑躬屈膝地抄写独裁者的文艺训令的‘奴才’。毫无疑问,这是当代中国作家普遍的精神病症。”(李斌、程桂婷编《莫言批判》,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

  据记者了解,由18名院士组成的瑞典文学院会首先选出5名院士组成诺贝尔委员会,负责评奖前期工作。每年9月,委员会会把提名次年诺奖候选人的邀请发往世界各地。提名人必须递交正式提名信,并附上候选者资料,于次年2月1日前送达。委员会先将不够格的提名者排除,然后将有效提名集中登记在“初选名单”,即所谓的“长名单”。4月,委员会将提交一份压缩到15人左右的“半长名单”给文学院,5月底,根据院士们的意见,确定最后大约5人的“短名单”。从6月开始,全体院士的主要任务就是阅读5名候选人的作品、撰写评估报告,并在最后进行表决,得票超过半数者则成为文学奖得主。

从 “英国性”到 “世界性”,加速多元对话

可贵的是,在近年来文艺界吹捧诺奖和莫言的合唱声外,我们也不时地听到对这种声音的质疑。早在高行健获得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久,郑伯农先生在认真梳理有关资料后,指出:“高行健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和瑞典文学院固然起了决定性作用,刘再复这样的动乱精英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他们联手演出了这样一场闹剧,虽然后者只是跑跑龙套,摇摇旗子。”(郑伯农《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备忘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1期)。着名文艺评论家陈辽、刘润为、李建军、郜元宝等,先后发表文章,对无限拔高诺贝尔文学奖及莫言的错误言论提出批评,深刻地指出:“有人说,莫言获奖”“表明中国文学具有了世界意义”,“那是任意拔高,过于自恋。从《诗经》、楚辞、《史记》一直到鲁迅,中国文学早就具有了世界意义。”(陈辽《理智地对待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文学报》2012年12月15日);“这些出自‘颁奖辞’的评语再也清楚不过地表明,西方之所以奖励这样的作家,是因为这样的作家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对中国农民以致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描写,迎合了西方政治需要。”(刘润为《文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1期);“莫言的创作并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制高点。他的作品缺乏伟大的伦理精神,缺乏足以照亮人心的思想光芒,缺乏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所说的‘理想倾向’。”(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文学自由谈》,2013年1期);“瑞典文学院没有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鼎盛时期为中国文学颁奖,也没有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复兴时期为中国作家颁奖,偏偏选择了中国文学的低潮和青黄不接的阶段,也偏偏选择了莫言本人由初期绚烂天真逐渐走向后来的稀松薄弱的关口,在错误的时间颁给了错误的作品。”(郜元宝《诺贝尔奖评委会唱起的一曲挽歌》,《文学自由谈》2013年2期)。上述批评诺奖和莫言的文章旗帜鲜明,说理透彻,有理有据,义正言辞,大有助于还原事实,澄清混乱,分清是非,避免误导。

“布克奖”创始时的授奖标准是“只授予英联邦、爱尔兰的作家”,在最初的13年里,只有戈迪默一人是非英国籍,剩余的都是英国籍身份的得主。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非英国籍作家连续得奖,使得国内争论不休,一旦布克奖长名单、短名单公布,人们的目光总在比较英国籍、非英国籍作家的占比,足以可见,英国人对这个奖项“英国身份”的坚持。然而,随着“二战”后移民潮的发展,移民人口对英国文化的影响也日渐渗透,移民作家的写作带着各自的种族传统、文化背景,丰富了英语虚构创作。奈保尔、拉什迪、石黑一雄被称为后殖民时期“英国移民文学三杰”,他们及其他文化背景的作家共同为英国文坛注入多元的“新英国性”,随着布克奖不断拓展的宣传,很大程度地推动了英语小说在大众通俗文化和图书出版市场的蓬勃,影响力辐射到全世界。

但遗憾的是,上述质疑诺贝尔文学奖及莫言作品的文章,同吹捧诺奖及莫言作品的文章相比较,前者不但在数量上远远落后于后者,而且在发表报刊的级别上,前者也赶不上后者,而且往往还被要求将文章的棱角尽量磨平。由于这两种不同内容的文章在声势上极不对称,后者以绝对优势压倒前者,这就对读者形成误导,助长了文艺界的崇洋媚外之风,“‘以洋是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的不良倾向,不但难以得到遏制,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诺贝尔奖及其他西方文学奖作品的示范效应下,不少作家简单摹仿西方小说技巧,讲述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故事,过度渲染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丑化中国共产党,抹黑中华民族,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是我们放松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关于这点,只需举出刘再复近年来在国内的走俏当红,就足以说明问题。刘再复其人,虽然出生于贫苦家庭,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但他沾染上了严重的名利思想,为人极不老实,见风使舵,投机钻营。“文革”开始,他从所在的《新建设》编辑部跑到中科院社科部文学研究所煽风点火,带头贴所长何其芳同志的大字报,并给他戴高帽子游街示众,还成了大批判组的骨干成员。但“文革”结束后没有几年时间,在绝大多数当事者都还健在的情况下,他竟然宣称“我是在牛棚里学到了人道主义”,“我一直提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且通过他的友人之口进行欺骗宣传:“文革期间刘再复在文学所是个有名的好人,极左的事几乎都与他无关,政治上非常清白。”(参见蓝砚《论“刘再复现象”》,《求是》1991年4期)。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被说成是“僵化”的“教条”,刘再复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和价值取向,在他主编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五万字的长文《论文学的主体性》,该文虽不无学术价值,但总体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陈涌等众多学者的批评。北京大学的董学文教授撰文,从“从‘主体失落’,看对‘五四’以来革命文艺传统的歪曲;从‘主体缺乏现实基础’,看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呼唤;从‘文体革命论’看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拒”等三个方面,对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进行透视,旗帜鲜明地指出,刘再复“是在利用学术研究大反马克思主义”。(董学文《论刘再复“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实质》,《求是》1991年1期)。刘再复不但未能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反而借助境外媒体为自己造势,对批评者进行冷嘲热讽,将批评过他的姚雪垠先生出版于1963年的小说《李自成》第一卷,归入与“八个样板戏”并驾齐驱的“帮文艺”之列,而姚雪垠本人则被他说成是“坚持了‘三突出’观念的作家”,虽然他明知《李自成》的出版时间比江青“三突出”观念的出笼整整早了四年。(参阅戚方《评刘再复对姚雪垠及其《李自成》的“新”评价》,《文艺理论与批评》1988年4期)。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刘再复四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后在西方敌对势力精心安排下“出走美国”,一头扎入西方敌对势力的怀抱。1992年,刘再复荣获美国官方颁给他的“杰出人才绿卡”,。作为受到美国官方褒奖的“杰出人才”刘再复,没有辜负美官方的愿望,他在境外不断发表反共反华文章,在同李泽厚合作的《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的对话中,刘再复全面、系统地否定“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称其“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而且用恶毒的语言丑化、嘲弄毛泽东同志,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刘再复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系列言论,不过是其“告别革命论”的文学版,其中充斥着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历史观和政治观。

随着全球化的文化市场成型,布克奖决心以“开放姿态”来面对新的局面。 从2005年开始,每两年颁发一次“布克国际奖”,不论国别,只要作家作品以英语发表,均有资格参选;2005年又创设奖金15000英镑的“布克翻译奖”,奖赏那些将他国语翻译成英语的翻译家。最大的变革在2014年,从此以后,全世界所有用英语写作的作家都可以参评布克奖。这一举动引发强烈的质疑和批评,布克奖得主、小说家、文学评论家A.S.拜厄特极力反对,认为这违背了奖项的初衷:推动英国的卓越文学。今年 2月,有 30位英国出版界人士联合声名,希望布克奖放弃让美国作家参评的决定,两位布克奖得主石黑一雄和阿拉斯特·尼尔则是支持派的代表,他们觉得新的文学世界已经形成,作家们应当乐于挑战。

然而,颇为蹊跷的是,刘再复这位早已获得美国官方褒奖的“杰出人才”(请注意社会科学界“杰出人才”同自然科学界“杰出人才”的区别——笔者),近年来居然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颗耀眼的学术明星。他吹捧诺贝尔文学奖及其得主高行健、莫言的言论,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国内出版的书籍和报刊上。《北京文学》破格发表刘再复近四万字的《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东方出版社高规格快速出版刘再复的《莫言了不起》一书,《当代作家评论》,不仅连篇累牍地刊发刘再复吹捧诺奖及高行健、莫言,贬损革命作家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等的文章。该刊还隆重推出“刘再复研究专辑”、“刘再复评论小集”,将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说成“是新时期中最为重要的文学理论建树”,断言刘再复的散文“漂流手记”系列,会“成为记录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人心灵历史的一部‘无韵之》”。。刘再复还应邀到中山大学、华东师大、陕西师大、四川大学、安徽铜陵三中等国内十多所高校和中学“演讲”,“所到之处,听着如潮,受到热烈的追捧。”。种种迹象表明,刘再复的确堪称新时期吹捧诺贝尔文学奖大合唱中“杰出”的领唱者,为煽动文艺界“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媚外之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一些文艺单位及出版部门,则为刘再复领衔主唱的“合唱团”提供了良好的舞台。

在刚刚举办的布克奖50周年庆典活动上,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瑞和朱利安·巴恩斯也就此问题展开对话,凯瑞认为“布克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品质,与英联邦有关,国家之间仍有一系列文化关联”,他相信美国的文学奖不会颁给其他任何国家,英国的奖项则会这么做,因为它仍是一条家庭纽带,具有真实意义的文化的联系。巴恩斯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美国作家一开始就参加,你就会想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小说的丰富……总之我觉得断了我们的路。”如果说扩大评选范围反映了“新英国性”的“吸纳和开放”的特质,那么支撑起这个改变的就是英国人更大的“雄心”,在多元文化之下,通过英语文学这个媒介重新构建属于新世纪的文化大国,布克奖的文化价值也将变得更富有“世界性”。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谈到“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时,指出:“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的领导班子,把那些德才兼备、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艺工作领导岗位上来……要重视文艺阵地建设和管理,坚持守土有责,绝不给有害的文艺作品提供传播渠道。”习总书记这些指示真可谓说到了“点”上。要想煞住文艺领域崇洋媚外和“去”这“化”、“去”那“化”等歪风邪气,只靠“开展学术争鸣”、“以理服人”,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辅之以一定的组织措施。须知,一些文艺单位和出版部门的掌门人,本来就是乘着崇洋媚外和“去”这“化”、“去”那“化”的歪风邪气才平步青云的,当下还要靠这一套去获取经济效益,你批判崇洋媚外和“去”这“化”、“去”那“化”等,这等于动人家碗中的奶酪,人家岂肯善罢甘休?眼下,弘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品,连发表和出版的机会都很难得到,又如何去“以理服人”?但愿习总书记的上述指示尽快地真正落到实处,以便更好地帮助人们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走向更大的繁荣。

翁达杰的“黄金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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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傍晚,泰晤士河畔的伦敦南岸中心举办了布克奖50周年纪念特别活动——“金布克奖”的颁奖典礼。此次“金布克奖”由五位评审从布克奖历史上所有得奖作品中选择自己眼中的最佳,再通过官网由大众投票决出最后结果。颁奖现场,五位评审先后上台讲述自己选择的作品和理由,接着还会有入选作家的发言或视频交流,奈保尔由妻子推着轮椅一同上台,一番真挚的感言凝练了作家一生的心路,成为了全场第一个高潮。他妻子代表发言说:“奈保尔少年时就立志成为作家,他自己说是‘写作找到了他’,但一开始也无计可施,他找不到出版商、代理人能理解他作品的原创性和文学性,然而他坚持不懈,没有任何怨言。终其一身他都在找寻‘词语’,他经历过艰难世事。肯尼亚作家恩古齐·瓦·提安哥曾讲奈保尔是‘作家中的作家’,但他也想做读者的作家。他从不模仿别人,坚持‘用词必须极其小心’,最复杂的思想要用最简单的词来表述……”她回顾了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情景,“诺贝尔奖委员会代表到家里对他说,这是诺贝尔奖的100周年,你为它注入了新的生机,鼓舞了希望,而现在是布克奖50周年,我希望并同时祈祷,这些年被选出来的优秀作品,会鼓舞更多人阅读、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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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金布克奖”宣布结果,加拿大小说家迈克尔·翁达杰凭借《英国病人》击败了所有劲敌,他谦虚地致词道:“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本书是短名单中最好的小说,尤其当它位于奈保尔和像《狼厅》这样杰出的作品之间时。”他罗列了那些从未获得布克奖的作家们的重要性,比如威廉姆·特雷弗、芭芭拉·皮姆和爱丽丝·门罗。他还特别向已去世的《英国病人》导演安东尼·明格拉致谢,“我能得到这个奖,很可能是他的功劳”。

7月24日,2018年布克奖长名单即将公布,本届评委会主席由英籍加纳裔哲学家、文化理论家、小说家库阿米·安东尼·阿比亚担当,苏格兰犯罪小说作家薇尔·麦克米德、文化评论家里奥·罗布森、伦敦大学人文学教授杰奎琳·罗斯、加拿大艺术家莲妮·夏普顿组成的评委会将做出他们谨慎的选择,相信这又会是一年中英语文学世界热闹时分,期待布克奖在下一个50年继续呈现并成就英语文学世界的写作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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