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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用中国话对我悄语:快夸夸她的孩子。 我马上说:你的孩子真可爱。 她说:谢谢。 她再次捡起奶嘴,说:没想到会这么近的和一个中国人坐在一块儿吃早餐。她脸上是经历奇遇的表情。 我笑笑。你的孩子真可爱,简直是个天使。 安德烈说:你不会别的词儿? 她说:谢谢,谢谢。她把胶皮奶嘴在衣服上蹭一蹭,塞进孩子嘴里。欢迎你来华盛顿。她说。 谢谢你。我说。 她从侍应生手里接过菜单,眼睛却仍看着我。她说:你喜欢美国早餐吗? 很喜欢。我说。 安德烈对她说:对不起。他脸转回来对着我,说:他要问你取消谈话的原因,你就告诉他:这毫不关他的事。你来这儿看我,纯属私人的事;你是来和我约会的,约会是该反犯罪最高机构过问的吗? 就说这和他无关? 本来也和他无关。 可是这样回答是不是故弄玄虚?我和安德烈讨论着。黑姑娘明澈的大圆眼一时看我,一时又看安德烈,我们笑,她稍稍迟疑,马上就跟上来,笑得远比我们好。 什么叫故弄玄虚?安德烈碰到中文中的成语偶尔会有点儿问题。 我解释说:故弄玄虚就是吊人胃口。 他说:噢。他在把这个成语仔细储藏到记忆中。吊胃口有什么不好?我不反对人家吊我胃口。 我觉得他对某些中文词汇的理解还是有微妙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们,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视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轻十岁,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长辈式的,就像年轻的牧师太太,时常对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两点——喔,小可怜儿。 早晨我醒来,发现外面下了场大雪。一场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绿一样好。 安德烈还睡得很沉。我看见自己的手指轻轻触碰他曲蜷的黑发;那些弯曲都相当犟,刚弄直它,我手一松,它马上拳回去,还原它本来的模样。我看见我的手指心事仲忡,欲说还休。气氛如此太平温馨,谁忍心来损坏它。我想告诉他的话会血淋淋地撕坏这好气氛。从昨天早上到这时,整整二十六个钟头,我一直想告诉安德烈:别为我断送前程,这可不值。这年头的爱情该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踌蹰满志,要把它弄得极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对,我正是这意思,我看见福茨来劲儿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为我将付出的代价。何苦?美国是样样方便的国家,我们干嘛要找顶不方便的这桩事来做;这桩被称做“正式罗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这意思:我们拉倒吧;就此分手。这样一来、大家都松一口气:你、我,还有福茨。 我发现自己在心里口若悬河,对着睡得踏踏实实的安德烈,满心的道理。他现在只要一睁眼,我立刻把这些话讲给他听,他一定承认我有道理,他会在我的劝导下想开。可是他就是不肯醒来。 我翻个身,面朝窗子。外面雪停了好一阵了,沉淀的雪使四野白亮。阳光照在这个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扩张了亮度。亮度饱胀得厉害,从卧室拉得严丝合缝的窗帘上溢出来;不是从缝隙,而是渗透密度极高的经纬,使这乳白窗帘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卧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软的白亮轮廓,像是刚刚从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刚刚刷去最后一层细沙的物件,西班牙式的五斗橱上一层硬币——安德烈一进卧室先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出,扔到橱上。一把圆形沙发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读书的。另外一个英国式的秘书写字台,上面的花瓶和写字台一样保守。花瓶里的花是我十月底来的时候安德烈买给我的,这时全干了,是普希金讲到的那种样子:在多年后令人想到一个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种样子。 但愿一切都在眨眼间过去,一步跨入未来。从未来回头,来看这个初雪的早晨,这束干花,是不是像此刻这样事关重大?这个无从说起,辗转反侧的时刻还会显得折磨人吗?可能不会,可能像是任何时刻一样,无足轻重,可以被错过去,过度到普希金所隐喻的那种晚年:意外地在一本书里发现一些干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个浪漫事件留下来的,那事件究竟是怎么个前前后后,全不清楚了,隐约记得它在当时显得致命。然而普希金对晚年有什么发言权呢?他又没等得及晚年,让致命的致了命。 我看见乳汁一样的光线中,安德烈的沉睡面容。他这些天一定没睡好。其实他相当紧张。对于FBI搅进我的生活,他表现出的嘻哈态度,是为了宽我的心,实质上他非常不安;我和他出门散步,吃馆子,游荡各个博物馆,他一刻不停地在注意身前身后。他对我究竟是谁没有完全的把握。对于我的父亲到底干过什么,他也觉得心里无底。他没有彻底信赖我。因为假如我像我自述得那样简单,FBI真的会吃饱了撑的,如此兴师动众? 我轻手轻脚起床,走到楼下。打开客厅的百叶窗,外面果然白亮得让我睁不开眼。四周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一切都还在星期日的大懒觉里。我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坐下来,无所事事原来很舒服。安德烈·戴维斯的妻子会在这样的早晨坐在长沙发上看报或看账单,或者全心全意地无所事事,就坐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是个感到幸运、惜福、感恩的女子,为此刻能在窗内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那个安详的、穿着厚实柔软的洁白毛巾浴袍的主妇会是谁? 会是我吗?…… 芝加哥的劳累、贫困和粗野的风一块儿横扫向我和我的艺术瘪三同学与朋友。我在那里感到的力量,那种类似英雄气概的自我感觉和这个暖洋洋的客厅完全不搭调。在那里吃的苦头在这里看是自找,是荒谬。我发现自己悠闲地叠着洗衣筐里洗净烘干的衣服,柔软剂家常的香气和着一股猛烈的庆幸涌进我身心——幸亏我没把分手之类的话告诉安德烈。我需要这份悠闲舒适暖洋洋的日子。 我来到浴室,开了水龙头。水流充足、温煦。我想到每次牧师夫妇家洗澡的顾虑,总是竖起耳朵听许久,确定没人使用淋浴,没人洗手,没人坐在马桶上读杂志。我才影子一样闪进去。我总以最快速度洗澡,尽管人体在淋浴中多么想犯犯懒,我都在冲去肥皂泡沫后决然地关掉水龙头。稍稍磨蹭,我就听到自己斥责自己:真好意思啊,连房租水电费都还没交呢……这时我让水流完全包裹住我,舒服得直发呆。完美的温度和源源不尽的水流让我意识到能这样浴洗是幸运的;浴洗该是种铺张得起的铺张。 浴盆旁边有个电子体重磅秤,靠墙的木架上,是一摞蓬松的毛巾。大部分毛巾是乳白色,有两三块是浅沙黄,一切都自然方便,似乎生活本身就该这样方便,并不需要人去恶狠狠奋斗,什么都称心如意,安德烈·戴维斯的爱妻将抹去巨大镜子上的水蒸气,顺便看看自己的裸体:还不错吧?还算年轻吧?……满意了,她梳起水淋淋的头发来,两个嘴角自得地往上翘起。未来的主妇看着看着,抹乱的热雾变成一柱柱细小水流,从镜面上淌下,她的身体于是变成被风吹皱的水面上的倒影。 我一步跨上电子体重磅秤,看着红色显示灯在几个数码间吞吞吐吐。我想,安德烈未来的爱妻会像这样,在每天浴后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个女人会是我吗? 我再次觉得惊险,一念之差险些就断送了我正享受的这一切。 我拿起马桶旁边的电话,拨了个号码,响了六遍铃,阿书沙哑地说:知道是你。我以为你昨天一到就给我打电话呢。 我说:我坐“红眼睛”航班来的,昨天补觉补了半天。 她说:我以为你特急着知道我的“招供”呢! 我问:你都供什么了? 她说:你放心,凡是我知道的,我全招了。那家伙长得不错,挺精神的。 我怕她接着瞎扯,马上要她挂断电话,我十分钟之后再给她打。 她骂骂咧咧,说:有监听器怕什么?无非把大实话再讲一遍。打死我也就这些话;打死谁我都是这几句话!他妈的让你监听!…… 我赶紧叫她闭嘴,把电话挂了,匆匆换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门去。在街口快餐店里,我找到一个投币电话,一拨通就听阿书仍在骂骂咧咧,我这边又穿衣又戴帽又鬼头鬼脑找打电话的安全地点,她那边一口气骂到现在。她说她就得骂给他听;我问“他”指的谁;她说谁在她电话线上装“小耳朵”她就请谁听她的脏字眼儿。她说FBI已在礼拜给她过了“大刑”。我问怎么个过法。她说跟那么乏味的人来来回回讲那么几句乏味的话,还不叫过刑。她告说我:理查·福茨尽量变着花样问那几句话,于是那几句话就是变着花样的乏味。 哪几句话?我问。 还不就是我什么时候认识你的,你在军队的活动我了解多少。我们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后又说:他们俩人据说是在北京认识的,我说:不对,是在美国认识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认识的!他说:那可能是他俩装的,我说:那他俩装得可够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来:你怎么帮腔啊?!我们怎么装了?! 我没说你装啊!…… 你不是说我装得够棒的?! 我说你要能装成那样那可是没得说了:天生一个大瓣蒜! 谁装蒜啦?你存心害我?! 唉,你这可不够意思,我这可是舍命陪君子,我图什么?!让电话线上的“小耳朵”一听,乐了:我们这边内江了!资本主义就这点儿好,个人主义,谁也不跟谁团结得像我们社会主义这样……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团结。 我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来是来麻烦阿书。 阿书接着告诉我,若不看在她和我穿开裆裤的情分上,她早让便衣福茨去见鬼了。她又做出一副淫荡嗓音说,理查·福茨要不那么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会少很多耐性;她的态度良好跟他长得英俊有关系。 我说:要不你帮我干掉他算了。 她说:有那么一闪念。后来想,我这忙也帮得太大了,怕你心里过意不去。 我笑起来。 阿书说:他也觉着我看着他的眼神不对了,可能有点儿不正经。他马上把话一转,问我和外交官戴维斯什么关系。我想这小子实在太帅了,讲这么低级趣味的话都让我舍不得干掉他。我说:啊,我跟外交官戴维斯先生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你真这么说的?我知道她不会这样跟FBI的便衣说话。 她拍着床铺大笑。我们俩在电话上比较大无畏。 她笑完又说:便衣福茨真是挺帅的,你知道他们挣多少钱一个月? 我说:肯定比邮局的挣得多。 那天他来我公寓找我。我一看,嗬,你艳福不浅,弄了这么个帅哥便衣来审你的案子! 我说:别堕落好不好?他不就是一个狗特务吗? 她说:我还迷上过一个UPS的卡车司机呢。我跟便衣福茨说:请等等,我煮杯咖啡去,其实我跑去换了条超短裙。他装着没看见我摇身一变,不过我看出他眼睛一散光。然后他开始问你在军队的时候,写的信都说些什么。我说:我这人吊儿郎当,她教育我不要吊儿郎当。他说:你不认为她这是在给你洗脑;我说:我哪有您这么高的觉悟。我又说:我还收到她寄给我的军装,毛主席著作;他说:这在我看很像洗脑。我问他:你知道那时候一件正牌军装什么价吗?——能换十斤挂面!十斤挂面什么价你懂吗?——二十八个鸡蛋!二十八个鸡蛋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我们全家每月才十个鸡蛋,还有四个散了黄的,一个臭的。不散黄不臭的只轮到我爸爸吃。我爸爸有慢性肝硬化,二十八个鸡蛋在我们家可是大事,你懂不懂?! 阿书拿我做假设的便衣福茨。她在这里停顿下来,为强调她下面更重要的话—— 她说:因为二十八个鸡蛋让我爸爸的肝腹水拖延了四个月;没这些鸡蛋我爸爸会早死四个月,所以这些鸡蛋等于是我们三姐弟四个月的爸爸! 我问她便衣福茨听完怎么个反应。 没反应,傻了。过一会儿才说:你们能长大成人,真不容易,内心从小就受过致命创伤。我说:也还行吧,我爸爸在世我们吃萝卜干炒辣椒,我爸爸去世我们还是吃萝卜干炒辣椒。对了,他还问:你的朋友在童年、少年时期有没有不良习气?比如撒谎。我说:嗨!我当你说什么不良习气呢!撒谎谁不撒?你不撒谎?他特严肃。说:对我的朋友,我就不撒谎。我说:我也是。他说:你可别对我撒谎,我说:那你争取做我的朋友吧。 后来呢? 后来我想,这小子不错,又帅,又不笨,值得追一追。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大马路上。你知道,我对我喜欢的小子,一般送到电梯门口;有可能闹恋爱的年轻光棍,我就送到楼下;特别有潜力的,我才送到大马路上。一男一女乘电梯,大眼对小眼,哇,那股荷尔蒙压力!心肯定会乱。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阿书,FBI和个中国女人恋爱?你想什么呢?! 想想都不行?再说不是我想,是荷尔蒙想。 他们这种人一般都不理睬荷尔蒙,都是冷血。 她在电话那头继续嬉皮笑脸,说:唉,你想想,生个小FBI,也不错,据说进FBI要考智商的。 我发现身后站着两个人,等着打电话,都受不了我的胡扯。我们的对话是中文,用不着听懂它也明白它是胡扯。在美国,用公用电话超过十分钟的一般不是正派人,不是走私贩毒倒军火,就是匿名告密或恐吓,不然就是通奸腐化。最次也是缺乏社会公德,跟随地吐痰同等罪过。 我跟阿书说:行了,有人等着用电话…… 她说:让他们好好等着。我跟便衣理查在大马路上握手的时候,他说:什么时候来芝加哥,我请你喝咖啡。我心想,天寒地冻穿超短裙也值了!……

她说:你从哪儿认识了这么逗一个人? 从“无出路咖啡馆”。我说。 他也写小说? 写科幻小说。我随口胡诌。 他还干什么? 还……还下围棋。中国围棋。 那我得认识他!我朋友里从来没有这么哏儿的人!噢对了,他让我转告你,有个买主急需亚裔卵子,如果你能在圣诞节后马上跟买方接洽,他负责给你拿下最理想的价钱!劳拉又跺着皮鞋的高跟,笑作一团。 在劳拉眼里,我们这样的穷人不是别无选择地穷,我们的穷是种情调,是种生活风格。因为劳拉对于穷完全无知。她不相信穷是很具体很实在的生活状态。在这个颂扬财富的国家,穷是绝症。 她说:你不会真去卖卵子吧? 我说:我会。 我被自己脱口而出的实话吓一跳。 她瞪着我,说:你会?! 我说:我想经历这个国家所有的奇异事物。 她打量我一眼,认为我说的是真话。 你知道怎么着?我的直觉棒透了。她结束打量时说,第一次见你——第一分钟,我就想,这个女人很危险。 我问她我哪里危险。 她说:因为你内心不像你看上去那么乖。而且你是个像猫一样好奇的人。 我看着这个年轻我好几岁的女子。一个狞笑在我脸上开放。我说:还有呢? 还有——还有的我还没总结呢。不过我刚才总结的那两条正确不正确? 不正确。 嗯?!劳拉挑衅地一斜脸,装出眼冒凶光的样子。 因为我对什么都不好奇。我说。 劳拉就这点好,富有使她自信,自信使她从不怀疑别人对她的诚恳。如我这样在心里跟她瞎逗,伺候着她顺着任何一条思路往下走,伺候着她开开心心把任何一条思路走到头——如我这样的人,她也毫不怀疑我的诚恳。她的自信让她把自己看成任何人的知己、至交。她的自信也使她认为任何人都不必隐瞒弱点,她自己从来也不隐瞒她的弱点,比如她绝不让别人在钱上占她便宜,如果你认为这叫“抠门儿”,是一项蛮不雅的弱点,她却从不隐瞒或为此害羞;她上来就会爽快地把这弱点亮给你。为此我喜欢劳拉。 安德烈的父母突然决定从波士顿开车来芝加哥。因为那位继祖父的恐高症发作了,大家只得跟他一块儿放弃飞行。这样圣诞便只能向后顺延一天。 劳拉觉得她所有的精心安排全砸了,脾气大得吓坏人。 我劝她想开点。我说:我们都不介意晚吃一天烤鹅。 她说:是回炉鹅! 安德烈说:幸亏不是回炉火鸡。回炉火鸡我一定会呕吐。 劳拉说:那礼物呢——不拆礼物啦?! 我说:晚一天拆还是礼物。 安德烈在一边抿嘴笑。我有点吃不准他笑什么。我看他一眼。他用中文说:有件礼物不能拖延,得马上拆。劳拉不准我告诉你。她说我把这个秘密礼物告诉你,她就杀了我。 劳拉这时从浴室出来,妆化了一半。她指着安德烈,说:你闭嘴。你要用中文叛卖我,我杀了你。我决定了:我们明天一早先拆一部分礼物。 圣诞树放在安德烈父母的套房里。早上八点,我们开始拆礼物。圣诞树下横搁着一个巨大的纸箱,包装是银色的,上面是雪花形状的镂空。劳拉和安德烈把这庞然的礼盒抬到我面前。我看看上面的卡,竟是阿书送我的。安德烈和劳拉都面无表情地看我动剪子。打开银色包装。里面的巨大纸板箱并没被捆扎、封口,我正要去揭那盖子,“嗵”的一声,里面冒出一个活人。再一看,这活人我认得,是阿书。 我走进系里的会客厅,一个男人上来,自我介绍说:“我是美国国务院安全部的。” 我瞄了一眼他塞到我手里的名片。上面的职位、姓名同他这个人一样平淡,我肯定在一小时后会把他和它们全忘干净。惟一使我踏实的是他的平直刻板;他没有便衣福茨那样明目皓齿的笑容,也没有大脸蛋的热络,因此我断定我眼前不讨人喜欢的脸,是相对真实的。他不信赖我,也不需要我信赖他,这一点让我舒服。我和他握手,完成了起码的开场白。他的手跟我的手一样不得已,一样的满是倦怠。 “请你协助我在一小时之内把这份表格填完。” “什么表格?”我看着他从公文包里抽出几张纸,铺在茶几上。 “有关你基本情况的表格。”他掏出笔,又说:“我问,你答:我把你的回答填进去。这样我们有希望在一小时之内办完这桩事。” 我肯定他真正想说的是“这桩鸟事”。 “这表格跟FBI的,有什么不同吗?” 他一下抬起脸,问:“什么FBI?” “美国不就一个FBI吗?” “FBI怎么了?” 我看着这张缺乏特色的脸。看上去不像装蒜。我说:“你们跟FBI不是一回事?” “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是国务院安全部的;我们怎么可能跟FBI一回事呢?!”他用笔的屁股把眼镜往上挑挑。他的嘴唇在吐出“FBI”三个字时,微微向下撇,像是咀嚼到某种不妙的味道,倒他胃口。 “噢,我懂了。” 他再次抬头看我一眼。他对我缺乏兴趣。他说:“你懂了?那么刚才你没懂的是什么?” “我原来以为FBI让我填了那么多表格,我就用不着填你这份了。” “FBI为什么让你填表格?” “为了调查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关系啊。”这不明摆着? 他原本坐在沙发上,低就地伏向茶几,打算往那表格的栏目里填内容。此刻却渐渐还原成正常坐姿。 “外交官员的安全审查,是国务院安全部的事。跟FBI有什么相干?” 他想说“狗屁相干”。但他缺乏说脏字的激情。这类在各方面都缺乏激情的人非常适合为任何官僚机构工作。“你的意思是:FBI跟你打过交道?” “正在打交道。” “不可能吧?” 我怎么看他的懵懂都像真实的。我笑了笑。眼看这个缺乏激情,缺乏表情的人被激怒了。 他说:“FBI没有权力插手到这件事里来!” 我告诉他我跟那两位便衣的交道已相当长,以钟点计算的话已长达四十小时。 “我已经告诉了你:他们没有权力过问我们国务院外交官员的事!” 他的愤怒也不像做戏。我想说那两个便衣的确很讨厌,但又一想,坐在我面前的这位也是便衣。当着这位便衣的面讲其他便衣的坏话,可能对我不利。 “四十小时的讯问?!” “加上电话上的谈话,有五十来个小时了。”我说。我尽量不让他感觉到我在挑唆。我面孔摆得平平的,绝不要他认为我有看热闹的意思;看他跟FBI火并的热闹。他若真跟FBI火并,大概也没多大看头。 “不像话!”他说。 我不知他指什么。我说:“嗯?” “他们逾越了权限。”他说,“你有权力拒绝。” “是吗?”我有没有权力拒绝你呢? “当然!”他看上去是真的向着我,“如果我知道FBI瞎掺和到我们权限范围来了,我早就对他们说:喂,等等,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挣谁的钱?难道全美国纳税人付给你们的工资你们就这么胡糟蹋?杰夫瑞·达莫尔那样的大案有的是,美国平均每十七分钟就有一个孩子失踪,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把六十多个小时瞎耽误在你这样的人身上……你为什么不拒绝他们?!他们就是美国政府透支的原因!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见你的鬼去——你们有什么权力审讯我?!” 他真的向着我似的。 “这件事我的上司知道,会很不高兴。因为安德烈·戴维斯是出色的外交官。他应该在外交这行里有很大作为。他应该会晋升很快。他应该有做大使的可能。” 我问他一再用“应该”这个推断式语态,是什么意思,他却没回答我,铅灰地瞥了我一眼,铅灰地叹息一下。我想问是否由于我和安德烈的这场“正式罗曼史”,安德烈本该有份的良好仕途,现在都靠不住了。 “听说你们过了个盛大的圣诞?” 我说的确很盛大。我想这人在例行的询问中突然插进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怎么回事。我问他和安德烈是不是熟人。他说他们管着两千多名外交官的安全问题,怎么也都不能算陌生人。 “安德烈·戴维斯的母亲是俄裔。” “哦。 “你们的圣诞过得很好吧——我相信。” “很好。”阿书过得比我更好。每个人过得都比我好。我如履薄冰,劳拉每回提到安德烈如何劳她的驾、求她陪伴去买订婚钻戒这桩事,我就及时爆发一阵大笑,或大声胡诌一句对某人某物的恭维,或瞎编一段我父母的问候。总之立刻掐断劳拉的思路。安德烈的祖母和母亲都有那种烈性大笑,一触即发,任何一个人的笑都会触发她们的。老祖母一条手臂搭在我肩上,口口声声叫我“甜品”。她指着从礼品盒里取出的一只小陶罐对我说它多么珍贵,里面的蜂蜜是一群隐士酿的;因为隐士们心灵洁净,又隐居在深山老林,他们酿的蜂蜜滋味异常地好。她要我嗅一嗅,我便像狗那样打着响鼻地嗅了两下。劳拉正巧又把话题扯到了钻戒上,阿书偏偏要人来疯,跳着脚非要“瞻仰”一番。我急中生智地将那罐隐士蜂蜜一把搂进怀里。再学着美国女人接受礼物时的眉飞色舞、长嘘短叹、受宠若惊:哦,太棒了!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蜂蜜!老祖母急着抢白我:这个盛蜜的陶罐也是隐士们自己烧的!每个罐子都不重样,每件都是艺术品!我说:真的?!老祖母说:我搜集了不少这样的陶罐,从来没见过重复的!我的表情大概接近电影中的女演员——每当她们见到崇拜的偶像时的样于。我瞄一眼蜂蜜罐上的小卡片:是安德烈的母亲赠的。我立刻起身给了母亲一个重大拥抱,说:谢谢!……这么甜蜜的礼物!阿书这时卖弄了一句“莎士比亚”:“把甜蜜的给甜美的”。我突然发现安德烈的母亲和父亲交换了一个古怪的眼神,同时所有人都不安地沉默了。我这才看见已到我身边的老头——安德烈的继祖父。老头儿伸出布满老年斑的手,从我手里夺过那罐蜂蜜。他有一双浑浊的童稚眼睛,还有两岁左右的孩子对所有权的认真神态。他说:这是送给我的。我刚刚完成感谢的拥抱,姿势尚未收拢。他又说:你没看卡片上受礼者的名字吗?他微微一笑,完全是个懂道理的孩子在吃了亏或受冷落时的克己微笑。他说:这是我的名字啊。我知道自己的脸红了,也知道在此刻脸红是很糟的。可我拿自己越来越红的脸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出来打圆场,我的窘迫似乎很有感染力,它把每个人都困顿在一个僵局里,坐立不是,哭笑不得,呆看着继祖父两手捧着那罐蜂蜜,踽踽走回座位。他一共只得到两件礼物,另一件是个计步器,给得过偏瘫的老人练习走路用的。我刚才险些让他可怜的礼物又损失一半。 “过节是很累人的事。”安全部来的人说。他已将表格填得差不多了。 “的确累人。” “你指填表格还是过节?” 我笑笑说:“都累。活着就累。” “没错。”他笑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好好地笑:“这话不该你说。该我这个岁数,这个职业的人说。你正在做我们美国外交官的未婚妻,你说累,不大合适。你看,你们定在六个月之后举行婚礼。婚礼之后,你才真正开始体味什么叫‘累’。” 我想他倒真不如看上去那么乏味。我发现自己又朝那张名片上看一眼。这回看得不那么马虎了,看见了他的名字。他叫约翰。芸芸众生,其中有百分之十的男人名叫约翰。 “你抽烟吗?” “不抽。” “喝酒吗?” “不喜欢喝。不过也不反感。” “你只需要说‘是’或‘否’。” “这些也要填到表格里?” “这些是必要提问。如果你吸大麻,国务院可要操心了。” “大麻?” “你用过吗?‘是’还是‘否’?” “否。” “有没有欠账——欠信用卡公司,电话公司的账?” “也算正式提问?” “是的。” “如果我欠账,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做出纯粹与我无关的好奇模样。 约翰停下了填写。“你欠谁的账?”不等我及时回答,他马上接着说:“我调查过一个案子:一个外交官的妻子瞒着丈夫到处借钱,买首饰,买衣服。什么都买。这非常危险。” “哦。” “想不想知道它为什么危险?” “想知道。” “如果一个人经济上陷入危机,他很可能会在道德上出界。比如——只是比如:一个敌国情报机构了解了你的经济危机,又抓住了你道德上的弱点,就会用钱来诱你出卖你自己国家的情报。”他停顿一下,等待这个阴险的逻辑在我的身心弥漫。“你是否欠账?” “啊?!”

“早上好。”问好的是个清醒的男人。清醒的美国男人。 我感到我很快会认出这嗓音的;这沉着、从容,有一点儿寻开心的嗓音。我随口还了声问候。他却乐起来。 “怎么?这么快就忘了?……”他笑着说。 我脑子猛然一阵蠕动,有些晕眩。是理查·福茨。便衣福茨。讲英文的理查不那么规规矩矩,有些痞,像那种时常揩女人油的男人。 他说:“我想你一定是早飞的鸟。我没猜错吧?”他得不到我的答复,马上接着说:“这个时间给人打电话不算惊扰。我没惊扰你吧?”他似乎明白自己挺招人烦,但他不得已。 “早上好。”我说。我还能说什么? “是我把你吵醒的?你不高兴了?”他问道。 “我工作到半夜两点。不,早晨两点。” “你现在不想跟我谈话,是吗?你要我迟些再打来吗?”他的体谅完全像真的。 “你谈吧,我听着。”你的身份、职业让你很习惯自讨没趣。 “我可以晚些再给你打电话。” “好吧。 便衣福茨大概就是想测试一下窃听器的功效。正要挂电话他又叫住了我:“噢,对了,昨天你说到认识戴维斯是在华盛顿市郊的高速公路上,是几号高速公路?” “我说了我是在地铁站认识戴维斯的。”你别想趁我缺觉钻我空子。 “难道我记错了?” “有可能的。”我可不愿冒犯你。我的口气还算文明,应付着一个明显的无耻讹诈。 “可是,安德烈·戴维斯的口述,和你的完全不同。” “不会的。”你晚了一步,我们昨晚已立了攻守同盟。 “怎么不会?昨晚十一点,我打了电话给他。他告诉我,你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高速公路上。” 我的瞌睡顿时消散。十一点,那是在我和安德烈通话之后。安德烈从来不在晚上十点之后给我打电话,他帮我做个守纪律有教养的房客。他此刻一定十万火急地在给我拨电话,可线路给便衣福茨抢先一步占了去。 我说:“你昨天问的是认识。相遇不等于认识。我和你昨天相遇,可我敢说我昨天已认识你了吗?”我的声音平和,逻辑也不差。 便衣福茨嘿嘿嘿地笑起来。原来这个体重不到一百磅的中国女人并不好诈,斗智也够他斗一斗。 “好,很好。”理查·福茨说:“的确是这样,认识一个人没那么简单。咱们再回到高速公路吧。你记不记得是第几号高速公路?” “不记得。” “大概在哪个位置?” “我对华盛顿的地理又不熟悉。” 他沉吟一刻,又找出我一个碴子:“可是你想,高速公路上怎么可能呢?你想想看,车流量那么大,车速那么快。你们怎么可能碰面,除非他的车撞上你的车。” “差点儿。” “什么差点儿?” “他的车眼看就撞上来了。不过他车闸很灵,一踩就刹住了。”我的英文够坏的。坏英文也有便利。 他又是一个停顿。然后说:“你的车当时咽气了。” “是的。” “车要在主要高速公路上咽气,就要命了。可车偏偏常在最不是地方的地方咽气,对不对。所以你只能认了:完蛋了。” “我们就是这么说的。” “怎么说的?” “我们说:完蛋了。” “你们是谁?” 我怎么把阿书扯进来了。 “我的一个熟人,不相关的。” “那个熟人是女的吗?” “她和这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他以随便的口气打听阿书和我是怎样的交情。同时在迅速地推断,我竭力掩护的女熟人可不可能是扯皮条的:存心让车在那段路面上咽气,存心让安德烈·戴维斯的车撞上来。我一一回答着无关痛痒的问题,同时也在迅速分析:我这样玩命遮掩阿书,是不是恰巧在坑她。阿书并不怕麻烦,麻烦给了她一次又一次机会,让她证实自己处理麻烦的才能。在处理麻烦的忙乱中,她自豪她生活的充实。到美国的第三天,我交纳了三笔考试费用之后不留分文,不得已提出向她借五百块钱。她转眼向别人借了五百块给我。后来的日子里,阿书在向我索债和去她熟人那里争取拖欠这两桩事情中,甚至在拆东墙补西墙的业务中,一而再、再而三让别人和她自己认识到,全仗了她的金融才干,大家的经济和友情往来才变得如此熟络。每一件对于麻烦的处置,都会给阿书留下漂亮的记录。经过以上分析,我以平淡的口气告诉理查·福茨,他尽管去麻烦我的朋友阿书。 “她可以为我作证,不单单在这一件事上。” “太棒了!”理查欢乐起来。他们这个民族很会夸大自己的一点好心情,一点儿小小的得意。这个民族的情绪高昂得令人怀疑。 果然,半小时后,理查·福茨又打电话给我。我正在浴室里刷牙,牧师太太眯着睡眼把她床头的无线电话递给我。我啐出牙膏沫,听见理查·福茨说阿书的说法和我出了分歧。我来不及用水涮掉牙膏沫就问他哪里出了分歧。他说根据阿书的记忆,我们当时是在马里兰州的一条小路上,并不在高速公路,我们的车的咽气地点以及我和外交官员戴维斯的邂逅地点是在马里兰州的一条小路上。那是条美丽、透迤、枫树密集的小路。我听着他突然变得诗意起来,不知他想干吗。我抓紧时间漱了漱口。刚才不当心咽下去的一口牙膏,正在我喉管里划一根清凉微辣的线。 “那好吧。就算是在马里兰州的小路上。”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油水给你捞。“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讲过的一句话,人的记忆花招很多。” 他是要我认账,我利用记忆的花招耍了花招,而我的花招已被他识破。一条是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一条是树荫隐蔽的幽静小路,对一场可疑的邂逅,难道能让他相信,只是记忆的误差?只是记忆在玩他,甚至也在玩阿书、安德烈和我? 我说:“行,那你去相信我的女友吧。” 这时我已在一答一对中完成了洗漱,回到了卧室。我找出衣服来,打算换下身上的绒布睡衣。 “你认为她的记忆没有花招?”他问,听也听得出他笑眯眯的。 “你认为呢?” 我脱下睡衣,一条胳膊绊在餐馆的制服袖子里,大半个身体晾在空气中,马上冷却了。这点也体现了牧师夫妇的勤俭美德。他们在进被窝之前必定关掉暖气。 “我认为?”理查·福茨说,“要你是我,你会怎么认为——你、戴维斯、你的女友,说的是三个不同的地点。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不明白。” “就是说,你们当中,必定有两个人在说谎。” “噢。” 我的声音听上去比较无力。受挫的感觉从电话线传过去,理查·福茨在那边觉得很来劲儿。他冷冷的兴趣也顺着电话线传过来。我说:“对不起,我正在换衣服。我马上给你打过去行吗?” 他知道我想溜,要不就是想喘口气再来好好同他周旋。他说:“你换吧,我可以等着。” 他的意思是绝不给我缓冲、调整的间隙,他宁愿在我跟前守候。我把话筒放在写字台上,脱下另一只睡衣的袖子。我看见自己肌肤白里透青,一粒粒鸡皮疙瘩又大又饱满。在冷空气中,餐馆制服的假绸缎质料显得僵硬而冰凉。那是国旗的大红色和暗金色交织的图案,假得实实在在,一点儿冒充真货的企图也没有。这样的廉价东西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特色。一切低品格、廉价的东西都被当成中国特色而允许存在。你可以低俗廉价,只要你自己对低俗廉价认账,就随你去。我打工的餐馆就让我们大胆地俗艳,让它自己坦荡荡地廉价,以俗艳廉价收买浩浩荡荡的异族食客。我真不愿意去触碰它——那经纬里渍透了低档菜肴的气味。各民族的低档菜肴都是这股油腻得让人反胃的气味。 这时搁在写字台上的话筒轻轻响了一下。像是那端的人打翻了什么,打翻了半杯咖啡,或碎了一个盛麦片粥的碗。他真的在等我换衣服。理查·福特真的一声不吱,眼睁睁等着这个中国女人更换衣服;他瞪着她片片断断的裸露,闪闪现现的私处。气氛中的侮辱使我动作更加缺乏准确。我脱下绒布睡裤,却找不到合适的内裤,赤裸的两条腿扭绞在一起,在特务福茨轻慢的冷冷神色下,它们你掩护我我掩护你,陷入了绝望的慌乱。 我忽然想起洗净烘干的衣服仍留在地下室的洗衣筐里,所有的内裤都在那里。我只得找出一条原打算丢弃的短裤。它是浅黄色,最初很可能是乳白色。假如任何人对我的穷困尚未彻底信服,这件短裤足以除去他最后的怀疑。我尽量缩小动作,怕难听的之声从话筒传过去。这场面已相当狼狈,特务理查实在够损的,居然就这样稳稳地守着,等着我又脱又穿,手忙脚乱。他面带寻开心的微笑看黑色假缎子宽腿裤怎样一次次从我腿上滑落:餐馆制服是按最胖和最瘦两个极端之间的尺寸做的,因此谁穿都费事,谁穿上它看去都长了副十分马虎的身材。黑色话筒不动声色地看我在裤腰上别一根巨大的别针,总算阻止了裤子的下滑。理查·福茨居然一点儿也不难为情,就这么干巴巴等我从内到外地脱衣穿衣。 “换好了吗?”黑色电话沙沙沙地说。声音好狎呢。 我停止了一切动作,看着它。不能想象执行保卫国家的正义使命的理查·福茨会有这样的见鬼声音。那声音从送话器细密的小孔里“咝咝”地冒出来。将浮在桌面上那层极薄的灰尘轻微吹动。 “哈罗?你换好了吗?” 黑色电话里的理查·福茨“咝咝”地同我耳语,同我挤眉弄眼。我觉得他一定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了;我的赤裸,我的羞耻,我的最不该示人的女性动作,我的丑陋的浅黄短裤。 我抓起话筒:“哈罗。” “你们三人间,到底谁说的是真话?” “对不起,我要去上班了。我得挣钱。” “其实我只想跟你随便聊聊。这绝不是正式讯问。” 我不语,对着墙上的椭圆镜子飞快地梳着头发,梳了一半,再把电话换到右手,梳子用左手握着,梳另一半头发。 “是不是你也跟不少美国人一样把FBI看成反派?” 我企图用一只手把头发绑成马尾,却一再失败:“噢,美国有不少人把你们看成反派?为什么?” “他们选择好莱坞的操蛋编剧、导演的立场。这些编剧和导演实在没丑角了,就弄出两个FBI到他们的故事里去。” “对不起,我必须赶八点的地铁去上班。”我说着,一只手挖了点儿底色抹在脸上。餐馆老板对化妆化得好的女雇员没那么凶恶。 “……如果我让你害怕,我很抱歉。”理查声音诚恳起来。“我个人对你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可我个人在这个案子里不算数。”他既诚恳又婆婆妈妈:“我的意思是,我完全赞同你和我们的优秀外交官戴维斯恋爱。” 我拿出袜子,用一只手往脚上套。这个唠叨得没完的电话非常碍手碍脚:“谢谢。谢谢你的赞同。” “哪里的话。” 我出了地铁站就狂奔。不过还是迟到了四十分钟。四十分钟的迟到在餐馆严格的考勤制度下就算半旷工。只有一半工资。理查·福茨该对我的经济损失负责。老板暂时没注意到我的迟到,他和我的一位女工友正在吵架。女工友四十多岁,从来不肯把长波浪束到脑后。老板在一盘菜里扯出一根一尺多长的弯弯曲曲的头发,要她赔那盘菜的钱,她自然不肯赔,俩人便由此吵闹起来。由于他俩的吵闹,其他工友都心情很好,面孔都因享受了难得的清静而变得眉舒目朗。 中午十二点,每张餐桌都坐得满满的。我一眼看见一个不很高大的身影混在人群里。理查·福茨装得极好,似乎他和我的不期而遇让他过度惊喜,以至他明目皓齿的笑容里出现了一丝放肆。 我捧着的托盘上放了六盘菜和六杯饮料,对他撇一下嘴。他穿着米色风衣,紧紧束着腰带,因而从肩到腰的形状极见棱角。得承认,脱离了杰克逊街×××号的大背景,单单来看理查·福茨,他相当英俊潇洒。他的笑容该属于一个法学院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他像是刚结束繁重的学习,尚未来得及长起美国式的膘,浑身是年轻的敏捷。他以那敏捷脱下风衣,搭在椅背上。他的座位不在我负责的四张桌。他微笑地从领位小姐手里接过菜单,从他嘴蠕动我读出“谢谢你。这是个迷人的餐馆。”领位小姐欠身,他对她说了一句颇长的话,一只手不太经意地挡在嘴旁。领位小姐突然转脸来看我。她脸上的神情带淡淡的醋意:你要打听她吗?

告诉我什么? 你刚才说你全知道了…… 谁也没告诉我。 要不要我自己亲口告诉你? 等你准备好的时候。你现在没有准备好。 我准备好了。 我没准备好。你得给我一些时间来做准备。 我沉默下来。五分钟后,我再次开口。 安德烈,是不是因为你猜到了什么,你突然决定连夜开车来芝加哥的?你至少两天没睡觉。你睡不好觉的时候不刮脸。 他对着路面笑笑,说:今后看来很难骗你——你的观察力太厉害。往后的一辈子,我出了任何事都得记住刮胡子,不然就让你看出来了。 我心想,他用“往后”,“一辈子”这样的词,是宽慰我还是宽慰他自己? 是不是因为这个,你开了十六个小时的车?…… 十四小时。我一生中第一次吃飞车罚单。 就为了你的猜疑?那你停下车,好好听我说。 我跟你说了,我没准备好。 你什么时候能准备好? 也许明天,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准备好。 我看着他的侧影,浓密的长睫毛有些无力。我不必看他的眼睛,也知道它们是呆呆的。 只要我还打算跟你继续,我就不准备听你讲你和另外一个男人的事。这样是为我自己好。我从来不自找伤害。安德烈说。我当过兵,对于一切有意无意的伤害,我都避开。 你认为我伤害你了吗? 我认为你的良知健全。 我发现他的车在同一个路口兜圈子。 他又说:你一个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国家,你总得有些人来帮你。即便这些帮助不是实质性的,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情愫,我为什么不能理解呢?我今天邀请里昂,就因为他给了你我不能给的——他的肤色、模样、他的中国气质。我没说错吧?他给你营造了一种中国气氛,是不是?在讲这段话的过程中,他吃力地在说服自己。 我从来没好好想过这些。所以我握住安德烈帮我找到的头绪,往下顺理。但我没把握安德烈替我找到的头绪果真是头绪。 安德烈感到我的沉默是不妙的。他把手伸过来,暖洋洋地盖在我的手背上。 我祖母说,对于生活,别去分析它,去过它。他说。 安德烈的高尚让我气也喘不过来。这高尚让我窝囊。 他转脸看看我,说:假如你做了任何需要我谅解的事,我想你已经得到了我的谅解。 我突然明白我窝囊在哪里:一个人只小小行了回窃,得到的发落是:“无论你干了什么,你都被宽恕了。”这人必定辩解:“可我并没有犯什么了不得的罪过,我只是……”裁决者却说:“不必解释,我并不需要你的解释;不管你犯了什么了不得的罪过,我已经决定宽恕你了。”……于是这个小小行窃的人感到这宽恕太富裕了,太过剩了,太阔大无边、无所不容,因而也就太不原则,太不分青红皂白。这个小毛贼几乎觉得委屈和愤愤不平;这样的宽容简直大得包罗万象、藏污纳垢、不了了之;它的宽宏大量能容得下杀人放火的滔天罪孽,对一个有贼心没贼胆的人活活是浪费!因而在他领受这份宽恕时,他心里便嘀嘀咕咕,老大的不服气;他无以受用这份恩德,却得领情。而谁能领下这样一份博大的情分呢?…… 我能这样稀里糊涂领情吗?在我被宽恕、被救赎的余生中,这情分不是铺天盖地、天罗地网一样吗?……在安德烈离去后的两天里,我便是这样满心窝囊,又是满心感恩。我有着一张狗似的寻寻觅觅的脸,走进“测谎实验室”。我不记得我说了什么,但我大致清楚我没说几句实话。理查·福茨和大脸蛋一块儿为我送行,祝贺我们之间的合作终于结束。他们没告诉我测谎的结果,我的多少谎言被识破。也许他们认为我也学过前苏联克格勃的“深呼吸反测谎技巧”。总之,他俩把我送进电梯,闹喳喳的热情包裹着我。让我半点也别想看清我的测谎成绩。大脸蛋说他买了去中国观光的团体票,要我介绍几家好吃便宜又卫生的馆子。我满口答应:“好啊好啊——我回去好好想想,再把那几家馆子的名宇和地址列下来,寄给你。” “谢谢,谢谢!” “哪里,哪里。” 便衣福茨是两个便衣中较为沉静的。见大脸蛋跟我处得如此难舍难分,他眼里闪过蓝色的轻蔑,意思是我跟大脸蛋戏都过了。 他等我们热闹完了,很帅地走上来。他今天穿了件种玉米老农的背带裤,却显得尤其相宜。 “代我恭贺安德烈·戴维斯。” “好的。” “你至少该问问恭贺他什么。” “随便恭贺什么。”我真正要恭贺的,是你们不再烦我了。把我搁进档案夹,厚厚实实的真话与谎言,紧挨着赛珍珠、福克纳、系主任和刘先生。 “他要出任副大使了。还有,你们的婚礼,我真愿意参加。” “我也愿意邀请你。”你可别拿我的话当真。我现在已学会了美国式的热络:动作特大,有口无心。 “你真愿意邀请我,我一定来。” “阿书会在那儿。”你和她的“性邂逅”有没有突破?显然有所突破,因为阿书专门打电话给我,要我好好打听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便衣年薪到底有几万。 “我相信阿书会是个漂亮的伴娘。”便衣福茨说。我说:“阿书将会是更漂亮的新娘。”你要想真正闹清阿书是怎么回事,早着呢。你得先闹清中国,历史的现代的;你得闹清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那可不是你们理解的政治卡通;你还得理解我们这一代,阿书、我、我们。我们生在理想最有生机的年代,却在理想变成一种怀旧时完成了我们的成长。奥克塔威亚·帕兹说,墨西哥民族的谎言是门艺术。在我们这一族,谎言更像是玩笑;谁开不起这个玩笑,谁就不能进入我们的游戏。能否进入阿书的丰富多彩的游戏,能否在其中得当地娱乐,那全看你的了,便衣福茨。 两个便衣把我一直送出大门。俩人的单薄衬衣在杰克逊大街的风里直抖。杰克逊大街的风似乎总比芝加哥其它街道来得大。或许这又是我的谬误印象。 便衣福茨等待大脸蛋跟我婆婆妈妈地道完别,才走上来。风吹动他火红的头发,使他有了一股英雄气概。他一只手插在背带裤兜里,另一只手迎着我的手上来。戏没有过,这是理查的优点。 “保重。”他说。 “你也保重。” “希望很快能再见到你。” “最好别‘很快’。” 他明白我指什么,明目皓齿地亮出了他的招牌笑容。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在他不大不小的手攥住我的手时,我注意力开了小差。我在想他这只手触在阿书Rx房上,一定蛮不错。我也许还想到了我们的父母,阿书的、我的、我们的,把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同人们开玩笑。我在那一瞬间,似乎还想到,这个年轻漂亮的便衣,一定觉得他自己把谁给救了。救了谁呢?他的国家、人民?他的政府?或是阿书?或是韩国小姑娘”阳光灿烂”,抑或是我?…… 我沿着杰克逊大街往前走。地铁出口冒出一股股龌龊的暖流,沐浴着我。我想便衣福茨很可能感觉他把他的人民牢牢置于他的保护之中,置于我这类人之外。他的英雄气概来自他的信仰:他再次将他的人民救了,从我这儿救了。 我给了一个抱孩子的乞丐两个角子。有一回我在深夜赶路,偶然看见一个抱孩子的乞丐打开襁褓,里面是一堆垃圾和一个婴儿帽。今天我不计较他的襁褓是否有诈。原来同世界开玩笑的不止是我们。他们也不是存心要开玩笑。他们也不是存心装出等人来救赎的可怜模样。事情妙就妙在这里,谁都不是存心的。 这个站在床边倾听的三十岁女人是我。这个对我倾诉个没完没了的人是刘先生。这个时分是一九九四年七月的傍晚,刘先生脸上有种可疑的清醒。 从他中风之后,他的女儿跟我保持颇密切的联系。她说她实在受不了她父亲,因为他一句英文也不记得了。她请了一个中国保姆,保姆也抱怨她猜不透刘先生整天在讲些什么。他请保姆到弄堂口去叫一客白糖莲心粥来,因为他什么也吃不下,只想吃那种粥。他要保姆把无线电好好替他穿上,因为无线电是他最感到温暖和开心的……保姆问:温暖和开心的什么?!他说他想不起来了。他拉拉保姆的衣服,说:难道它不叫无线电? 诊断是中风毁坏了刘先生一部分脑筋,让他的现实记忆全部消失了。他的记忆停留在前三十年,在中国,跟他的菁妹相恋的时候。英文属于他的现实记忆,而他曾在上海说的三两句点缀式的英文似乎跟他后来作为第二母语的英文没什么关系。经过那位保姆一个星期的观察,她认为医生的诊断还不够精确;刘先生保存住的那前三十年的记忆中,所有的东西都被他重新命名了。保姆说:胡乱命名。 奇特的是,他不是对每一样东西都胡乱命名,也不对任何一件东西坚持使用他刚刚启用的新命名。比如他昨天说:红烧窗帘好吃,明天再烧。第二天再给他端一碗红烧豆腐去,对他说:喏,窗帘烧好了,你昨天要我再烧的,我照原样烧来了。他会斯斯文文纠正你:窗帘是不可以吃的。这是写字台。今天写字台烧得老了一点儿,不如昨天烧得好吃。菁妹,你很喜欢寻我开心,怎么把写字台叫成窗帘? 医生们伤了一阵脑筋,重新命名了刘先生的病:“命名性失忆加联想阻障症”。 刘先生却总是在一小部分记忆上联想通畅,命名也没有谬误。比如他说:菁妹你不在的时候,我觉得魏小姐人也不错,长相也好看;你一来,她就不能看了。他还说:我写的女主角都是脑子里菁妹的样子;菁妹来演,这个戏一定好看。不过我没有那么大方啊,让菁妹做了女主角,她不就跟魏小姐一样了吗?那观众有了女主角,我就没了菁妹。 这一个来月,他和我讲的,大致是这些话。当然我既是我自己,又是菁妹,又是魏小姐,还是一个无名目无面孔的听众。如同坐在戏台下黑暗中的任何一个人,被一道灯光的墙跟他隔开。他说他的道白,知道我肯定在那里看、听,给他打动。刘先生在这个时候,两眼的迷幻,显得只有三十岁。 玛伦达花了两千六雇了个对她父母有较好的理解力的保姆,就是我。她像看恐怖片一样瞪着大眼,看我扶她三十岁的父亲在游泳池边散步。她父亲说,去替我把黄包车捡起来,我立刻俯身捡起了熟透的柠檬。玛伦达用英文问我:他老念叨的菁妹是谁你知道吗?我说我当然知道。玛伦达觉得我是有妖术的。 医生说,随着找父亲的康复,他可以再学习正确的名称。玛伦达想用个乐观远景诓住我,也可能诓她自己。 我心想,刘先生,您以后还有苦头吃呢。您女儿将会是个很坏的学监。 玛伦达常常感叹她自己的英明。她在试了五个保姆失败之后,灵光一闪似的,突然想到了我。她说:我这人还算有福气,总是在绝境边缘有人搭救。 玛伦达,你的确有福气。我总是这样心服口服地说。只是纤毫之差,你就成了我,或者我就成了你。人和人的错过,能错过这样多,错出个我和玛伦达来。我很想告诉她,她在我濒临绝境时给了我转机,但我总是错过讲一句感激话的时机。这话一讲,玛伦达说不定会认真考虑拯救我,或说搭救我。换句话说,是帮助我。反正英文里面“救救我”和“帮帮我”是一个词。我不是穷得受不住,而是被人救得受不住了。我一时间觉得自己活着就为了许多人有命可救。我知道他们的好意,他们的高尚,但事情总是不知哪里打了结,有点儿误会,有点儿乖戾。 玛伦达一开始说:如果你试工通过的话,我付你一千六一个月,食物房租汽车都免费提供。 可我不开汽车。所以免费提供的汽车对我不算一项福利。再说,你也少付一笔开车的保险。 那好,我付你一千八一个月。 我的伙食费,你认为是多少? 六百。 那这样吧,你把伙食费给我,我自己买吃的。我心想,在美国最不容易办到的,就是饿死。尤其在刘先生那样的豪宅,即便一文不花,也是饿不死的。刘先生吃不了两口,我只需搜罗搜罗他的残剩,也足够吃饱。更不用说他满园子的水果、批把、李子、橙子、苹果…… 好的,我每月就付你两千四好了。 那你打算给我买医疗保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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