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毛泽东与初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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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还有其它动机,比如马克思主义,我跟你讲这些不是瞎耽误工夫。 脑袋秃到最狼狈的时候,索性秃光,或大大方方地随它去——别这样一丝一缕,从右边牵拉到左边,像捉襟见肘盖的草屋顶——会气派大些。不然尽管他庞大,仍是个小公务员。 脑袋慢慢变换角度,最终,那块由稀疏的浅黄头发遮盖的朦胧秃顶退出了画面。取而代之的,是张粉红的、慈眉善目的大脸。我按和理查·福茨约好的时间来到第四号审讯室,这张面积可观的新面孔已等在这里,只告诉我理查临时有急事,和我的交谈便由他来继续。他说他对这个案情不熟,只好和我从头来。我问从什么头来,他说就是把理查·福茨问的再问一遍。他有一种能力不够的样子,反应也跟不上,因而他每问一句话就给自己相当长的时间去反应。 “对不起,我不会中文,只能劳你驾讲英文了。你介意吗?” “不介意。”我有什么选择。 “你的英文不错。” “哪里。” “比我的中文好多了。哈哈哈。” “哈哈哈。”一点儿也不可乐。你误认为自己是个幽默的人,这点比较惨。 他和理查太不一回事了。理查英俊、干练,系起人来肯定特别酷,特别干净漂亮。理查可以去电影里做007,而我面前这个面积、体积都可观的人可以去做许多其他角色,比如传达室看门老头,办公室主任,退休活动中心的管理人员,宠物商店的售货员,嘴不停地对猫、狗或鸟、鱼说:“你可真淘。” “你父亲为什么——在什么动机下,参加共产党的?” “……动机?你刚才问过这个问题吗?” “你看,我原来是驾驶飞机的。十五年前,美国的犯罪率上升。我的表弟在大街上挨了枪弹。他刚刚大学毕业,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该是最后一个轮到他去挨枪弹。我想,时候到了,是站出来保护无辜公民的时候了。我就放弃了我最热爱的行当,飞行。你看我的动机明确单纯,是不是?” “是的。”你这张大脸五十来岁了仍看上去单纯无比。 “所以,你认为是什么给了你父亲一下子,把他推进了共产党?” “他也有个表弟挨了枪弹。是日本人的枪弹。”没办法,我只能给你一个你能接受的逻辑。 “噢,我说呢。”他的理解能力一下子就大大增强。“我原先以为是洗脑的结果。一些漂亮的主义很容易给年轻人洗脑。你父亲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在美国也正是时髦的时候。 “我父亲不爱赶时髦。”我父亲一生中赶的惟—一次时髦就是娶了我的母亲。那时候老革命们遗弃乡下老婆,娶城市女学生是个大时髦。 “你父亲是一九三七年参加共产党的,没错吧?” “正确。”你果然迟钝。记性也差劲。 “那个时期,共产主义在美国、加拿大非常时髦!” “噢。”在美国时髦就能证明它在中国也时髦吗?就能证明你逮着了我父亲赶时髦的把柄? “时髦的主义都显得漂亮,而漂亮的思潮容易成为时髦!” “噢。”你瞎激动什么? “你看!” “嗯?”看什么? 我们的交流没有完全畅通,这主要是他不好。他很想证实他知识面不窄,思辨性不差,因此就使我们的沟通出了毛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他无望弄清。我呢,我脑筋比他好些,但我看到我们跑题已跑得太远,一时也扭转不回来,只好随它去。跑题对我没什么不利。 他却微微一笑,他没觉得跑题;他的微笑是认为我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终于中了他的暗算。我想他的智力真该大大加强。他笑着,得意扬扬地轻轻点头,认为一切都在很好的进展中。他和我这段东拉西扯给录在磁带上,让理查一听,准会骂起来:操!这俩人胡扯到哪儿去了?而他却认为自己又博学又机智,句句提问都得到最理想的收效。对话的错位让我伤脑筋地对他一笑。我怀疑特务福茨此刻也发出一模一样的伤脑筋的笑容。他很可能在四号审讯室附近的某处,监听我们正在进行的胡扯。 “你父亲当时十六岁。让我们来看看——对,十六岁。十六岁的一个孩子,常是漂亮的主义的牺牲品。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式的漂亮的忧郁,让日本一大批青年自杀。一些漂亮而新颖的思潮,像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三四十年代,萨特存在主义在六七十年代,哇!纽约大街上,咖啡馆,好莱坞的大小聚会上,年轻人醉倒在这些思潮里!芝加哥在六七十年代,有十来家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正像你们中国,三代人醉倒在你们的红色梦想里!” “你去过中国吗?”你肯定没去过。 “啊,我几次想去!……” “结果呢?”结果一打听飞机票价,算了。你们这些高尚的特务们据说薪水不怎么样,让你们舍生忘死的是你们高尚的动机。就像你刚才说的:无辜的表弟中弹倒下。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轮不上没招谁没惹谁的表弟,全人类无辜者的表弟。 “种种原因吧。不过我相信我肯定会去中国的。” “我也相信。” “没去过中国的人在美国占绝大多数。但他们非常为中国操心。我就非常担心中国的事,包括你们计划生育的全国大运动。了不得!我完全能够想象你父亲的热忱。” “我父亲没有参加计划生育。” “当然当然。” 当然什么?我父亲当然是天然的计划生育,荷尔蒙减退,尿频起来,我母亲停止了和他做爱。 “你父亲,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会怎样醉倒在一个漂亮的主义里。” “等一等,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怎么会?!” “事实就这样。他在十六岁之前一个字也不识。” 他受了挫折,愣着,两眼一片空白。脑子里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么说,对十六岁一个少年来说,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马克思主义。你说呢?” “可能吧。”十六岁的父亲不知道马克思是谁。不过我懒得跟你讲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情共产主义。好莱坞的艺术家,不同情共产主义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艺术独创性。中国的三十年代,你父亲至少是同情共产主义的。对吧?” “嗯。”是共产主义同情我父亲。不过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看一眼手表:还有三十分钟到五点。不知他是不是个按时上下班的人。 他看见我看表,脸上出现“别为我操心”的温和表情。 “没关系,我不急着下班。”他说。他倒慷慨。“我还是第一次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交谈。我曾经学过两个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师三十年前从台湾来。他对中国内地的认识比较书本化。”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上下文有点乱,言归正传地说:“我肯定你父亲是个浪漫的人。他浪漫吗?”他见我犹豫地点点头,劲头又大起来:“也许中文里浪漫的定义和英文不完全一样——别去管它。关键是,你父亲在十六岁这样蒙昧的年纪,很难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区别开来。” “那您是怎么区别的?” “区别什么?” “您刚才说,我父亲的问题,是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们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脸蛋上发着红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那些跟你父亲同代的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得一塌糊涂!……” “等等,我不记得我是否对你说过,我父亲是知识分子……” “你听我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美国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不过我父亲不是……” “能让我把句子结束吗?” “对不起……” “没关系。”他定了定神,说,“要不你先说?” “您先请。” “还是你请。” “是您在审讯我呀。” “不不不,别叫它审讯,就是一般性的了解情况。咱们彼此了解嘛。来来来,你先请。” 我又一次看看表。这人要是那种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出去一小时工钱。 “我的父亲十六岁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国、共就合作了,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统一整编,为了抗日救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不是以信仰划分敌、我。因此,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因为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我的英文,您还凑合能听懂吧?” “不凑合,不凑合。” “后来我父亲学了文化。在全中国解放的时候,他已经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 “高中毕业当部长,我料定你父亲一定是个很精彩的人!” “谢谢您。” “哪里。” “那个时候新的政权很缺人才,我父亲又去夜校读大学课程。两年后他调任到另一个省份,大学只好搁下了。” “很可惜。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父亲都是个精彩的人。十六岁能做那样大的选择——我儿子十九岁了,连大学主修都选择不了!而且从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断你有个多么精彩的父亲。” “谢谢。” 精彩的是我母亲。一个乡绅小妾的女儿,挎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十块大洋和两身旗袍,赤手空拳进了城,什么本事也不凭,只凭年轻,凭她牢牢记住自己是个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个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亲脑筋清楚,每一项选择都不和小儿小女的两情相悦弄混。她轻蔑那些被你亲我爱的事弄得不可开交的少女们;那些和她同龄的女子是永远不识好歹,不识时务的混虫。母亲在我十四岁情窦初开时这样教导我:什么叫头发长、见识短?她们那些混虫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胸无大志,百无一用。她说:你将来要那样没抱负,我可白养了你。于是她手一撒把我放飞了,飞到这举目无亲的陌生国度,包袱里一样是几身衣裳十块光洋。在机场海关,我回头看身姿依旧的母亲,她眼里一道狠狠的光:丫头,看你的了。 “我敢说,我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书比你还多……” 原来这期间他一直没停嘴。我在走神的时候往往让人误认为特别专注。 “你看上去像是对中国颇有研究的人。” “不是看上去,是事实上。” 他抿嘴笑笑,自得和自负使他阔大的脸蛋孩子气起来。 “你知道吗?”他突然放低声音说:“我也是一个严重的浪漫主义者。我在十六岁的时候,一定比你父亲浪漫得还严重。”他认为他交待了一项难以启齿的秘密。这下该我拿同样的秘密去等换。 我不敢看他,突然的亲近让我难为情。为他难为情:一把岁数了,还要做如此表演。 “你父亲当初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应该很明显。” “噢。” “你非常了解你的父亲吗?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对我来说,很神秘。” “他八十年代就停止做高级官员了。” “那他做什么了呢?” 我耸耸肩。他花费许多时间和我母亲吵架。剩余的时间他闭目养神,认识到我母亲当年的野心。母亲替他铺好纸,拿来笔,叫他不要空谈而是一笔一画把他的回忆录写下来。他一副绝不再上当的样子,把手拼命往身后藏。他看透了母亲,她让他写回忆录,是实现她最终对于他的野心。母亲每在此时便冷冷一笑。说:我就知道你写不出来。什么自修大学呀,什么背了两千俄语单词啊,什么文化素养好的领导干部啊——狗屁。这是母亲最灵验的一手,这句话一出她的口,父亲一定痛不欲生地叫喊:老子写给你看看! “你真有把握很了解你的父亲?” “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除了做父亲,做其它任何事都很像样。他给几家小馆子题的字,也还不丢人。 “他和你谈到他自己吗?比如他的青年时代,比如他怎样做一个副省长?” “他从不谈自己。”我父亲什么都不瞒我。他需要我帮他去招架母亲。因而对我的坦诚是他惟一的出路。他说到他丢弃了一个乡下老婆。那是个一点儿都不打男人主意的老实女人,男人就是去讨饭,她也安安稳稳做他的女人;男人顶戴花翎,她还照样推磨纳鞋底,她手里拿着鞋底,把父亲送到村口,看父亲挎着盒子枪一骗腿儿上了枣红马,才说:哟,忘嘞,给你收的烟叶子!父亲的马已经小跑起来,她追着喊:你等等我回去给你拿烟叶子!……父亲头也没回。父亲两行老泪慢慢淌下来,说:从打那时候,我头就没回过。她那时候不晓得我心里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人,不是你妈,你妈那时还不知在哪里,我心里的是一个下级的老婆。我那下级牺牲了。

到1970年代中期,法国思想界的风潮却发生了急遽转向。1974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法文版面世。该书对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共产主义集中营的恐怖生活的描写震惊了法国舆论界和知识界。与些同时,一系列国际事件,如中国“文革”的结束和“四人帮”的被捕、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大屠杀的被披露,也使得共产主义的美妙前景受到了彻底质疑。革命的理想幻灭了。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这里,我们仅仅从几个侧面,管窥毛泽东在初心与使命上的坚守与践行。这些根本问题,毛泽东等党的领袖们曾经从这个党与人民的关系上作过明确的解答,最具代表性的答案是毛泽东的以下一些经典论述。第一句话:“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为国家和民族深谋远虑、殚精竭虑毛泽东一生都在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谋划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战略。毛泽东是带着祖国还没有完成完全统一、人民还没有真正过上富裕生活、民族还没有实现伟大复兴的遗憾离开人世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它产生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只在学术圈子内存在和发展,对社会影响不大。但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以后,它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解。为了准确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划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以更完整、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有必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演变,以及它与“马克思学”、“新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的关系作一些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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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民族;人民服务;信仰;马克思主义;利益;福利;地震;著作

法国五月风暴,资料图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这就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人规定的初心和使命,他自己也完完全全是这样去实践的。这里,我们仅仅从几个侧面,管窥毛泽东在初心与使命上的坚守与践行。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哲学家、革命活动家柯尔施提出的。1923年,卢长奇、柯尔施分别发表了《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两书。但发表以后,立即遭到第二国际特别是第三国际理论家的批判。为了对这种批判进行反击,1930年,柯尔施写下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在这里,他第一次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他说,必须记住,尽管对俄国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评性对照来自今日俄国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反对派,然而它的作者是一个正统的普列汉诺夫的信徒,一个在哲学上站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一边的人。然而,他的批评根本不是旨在反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结构,而是只反对它的最近的滑稽形式,这种滑稽形式使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显得不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一种“继续和发展”,而是一种“败坏和歪曲”。[①]当他谈到方法与内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应当把侧重点从唯物主义转移到辩证法时这样写道:“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这已经成了很时髦的做法。”[②]可见,柯尔施在《反批判》中不止一次地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而且还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的对立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他说,自从20年代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已经不再是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第三国际的理论家之间的争论,而是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前者的代表是考茨基和列宁主义,后者的代表就是卢长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金沙国际娱乐场官网,原题为:法国当代左翼思想变迁述略

为信仰终身追求、初心不改

但是,柯尔施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提出的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955年法国哲学家梅劳—庞蒂《辩证法的历险》一书发表以后,这个概念才引起了较大反响并逐步为人们所接受。梅劳—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中,象柯尔施一样,也是从思想路线的角度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对立,而且指出在这种对立中,只有前者才真正掌握真理,并且明确地把卢长奇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历史和阶级意识》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③]尽管卢长奇本人抗议梅劳—庞蒂把他当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甚至想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存在,并多次检讨自己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路线。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也无法改变《历史和阶级意识》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一客观事实。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卢长奇在这部著作中按照黑格尔主义的精神去解释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与列宁主义不同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澳门金沙手机网投,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普遍左倾,追随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一度成为思想界的风尚。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史家傅勒曾用不无夸张的口气说,在他的青年时代里,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是共产主义者。自20世纪50年代起,时代风潮转向,不少左翼知识分子开始把苏式共产主义与极权主义相提并论。

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为全人类谋幸福、为每个劳动者能够自由发展并结成自由人联合体而不懈奋斗,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确定的初心。这份初心的内涵清晰地写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

因此,在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尤其是70、8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西方世界广泛流传,甚至于70年代末传入中国。当然,在流传的过程中,各国学者对它的涵义作了某些修正。

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重新燃起了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用革命行动实现共产主义的希望。尽管五月风暴促成了1968年之后左翼思想、尤其是极左思潮的时兴,但它未能扭转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颓势。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极左革命理想的幻灭,法国思想界对苏式极权主义的挞伐也达于顶峰。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最初就是通过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确立起来的。1936年10月,他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自己1920年春天在北京期间“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时,明确说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动摇过。”他说的这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他还说道,自1920年夏天起,“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与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是在长期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经过对各种思潮、主义的反复推求比较,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的。毛泽东从此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坚定追求共产主义事业,他一生在理论的坚定性和道路的坚定性方面,“一直没有动摇过”。

英国新左派评论家佩里·安德森在1976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改变了柯尔施、梅劳—庞蒂从思想路线的角度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主要是研究主题和关切的问题发生了转移,即从传统的经济、政治为主题转向了以哲学为主题;再就是它产生影响的地域也发生了转移,即从中东欧转移到西欧特别是德国、法国、意大利;此外,它还是一个时代性概念。[④]在这里,佩里·安德森扩大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这种用法目前在西方学术界广泛流传着,许多著名的专著都采用了这种用法。[⑤]

有意思的是,正值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精神上迷失彷徨之际,成立于1972年、由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组成的左翼联盟却在1981年的总统大选中胜出,密特朗成为法国第一位由民众普选产生的社会党总统。不过,法国左翼政党在政治上的成功,并未减轻左翼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离心倾向。20世纪80至90年代,战后曾一度主导法国思想界的马克思主义,逐渐让位于自由主义。在英国左翼思想史家佩里安德森看来,此时的法国,已由昔日的欧洲左派之都变成了保守之都。

从毛泽东一生的理论学习、思考和实践探索来看,凡遇重大问题和思想疑难,他都要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从中找智慧、找思路、找方法;说到底,就是不断坚定初心、增强信仰的力量。到了晚年,毛泽东依然对《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爱不释手,并不断要求党内加强学习,特别提醒:“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他还风趣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直到去世,在毛泽东卧室床边还摆放着他经常阅读的至少三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这恰恰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与毛泽东一生相伴的事实。他是真学真信真奉行,是一个完全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加拿大社会学家本·阿格尔在1979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对柯尔施等人的观点进行了一些修改。他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别的、赋予特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流派,不论它诞生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具有这些意识形态的特征,都可以包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名称之下。这样,他完全消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地域性含义,把东欧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北美马克思主义、甚至一些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理论家也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

在短短几十年间,法国思想界可谓新潮迭出,风云变幻。本文试图以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为主线,对二战后至20世纪末法国思想界的图景作一个简要的勾勒,并试图借此窥探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某些颇为独特的思想性格。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注意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些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用法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和建议。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在改造佩里·安德森用法的基础上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并指出他所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佩里·安德森用法的区别。[⑥]有的学者建议回到柯尔施、梅劳—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用法,并认为这个用法有四优点。[⑦]有的学者建议扩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把西方共产党的理论家的理论也包括在其中。也有的学者认为可以用“新马克思主义”来替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是一些学者杜撰出来的,可以废弃这个概念,代之以国外当代的马克思主义。[⑨]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解,但归结起来大致有四种用法。

在二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里,法国毫无疑问是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边的。那么,为什么法国知识分子会在战后初期普遍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和好感呢?首先,二战中法国被占领的耻辱和抵抗运动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理解。战争中呈现出来的人性之恶以及用暴力斗争赢得自由的经历,使得法国的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如梅洛庞蒂、萨特和波伏瓦等人,强烈质疑曾长期在第三共和国的共和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康德的伦理学。自由的实现能否建立在个体运用自己的理性遵守道德律令这一基础之上?在他们看来,抵抗运动的历史至少表明,自由的实现与社会主义革命并非不可调和,它们甚至是相辅相成的。

第一,在承认地域性含义的前提下,着重在思想路线方面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对立的特征。这是柯尔施、梅劳—庞蒂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本意,也受到英国学者R·雅各比和中国学者陈学明的赞成。前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理论体系汇集成为向列宁主义挑战的政治体系;后者认为这种用法有四个优点,其它用法都是在这一用法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

其次,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和法国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起过的重要作用,使得它们在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中享有较高的声望。在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看来,苏联在1930年代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中进行的大规模政治清洗,甚至也因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有了某种合理性。例如,日后成为年鉴学派第三代著名史家的勒华拉杜里,当时在评论英籍匈牙利小说家亚瑟柯斯勒的一部影射斯大林政治清洗的小说《正午的黑暗》时就认为,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审讯中招认了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和名誉,但如果这种牺牲有利于最好的政制的实现,它就是值得的。

第二,在承认地域性含义的前提下,强调主题及关切问题、发生影响地域的转移。这是佩里·安德森的用法,得到了英国学者霍夫曼、部分中国学者的赞同。安德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三个传统:一是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在内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二是斯大林主义;三是以卢长奇等为奠基人包括法兰克福学派、萨特、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等人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赞同中国学者在佩里·安德森基础上改造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用法。

著名哲学家梅洛庞蒂也在《人道主义与恐怖》中指出,共产主义的合法性不应由于它违背了纯粹的道德原则而遭到否定,如果革命的暴力能通向人道主义的未来,它就是正当的。有了这样的时代氛围,就不难理解为何不少著名的法国知识分子,如傅勒、拉杜里、福柯都曾在青年时期参加过法共,此外还有许多像萨特这样虽未正式加入法共却同情共产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

第三,完全是一个地域性概念,即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南斯拉夫学者A·格尔科奇科夫在1983年10月“世界社会主义”国际讨论会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分为三类:一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包括苏联、东欧、中国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二是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即亚非拉国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即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这些国家中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包括这些国家中共产党的理论。中国有些学者基本同意这一观点。

相较之下,二战后站在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一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雷蒙阿隆则成了少数派。尽管二战后初期法共被一些反对党派指责为极权主义政党,但这种说法在知识分子当中并没有多少听众。无论是阿隆于1950年代向法国人推介的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极权主义、专制与独裁》一书,还是在英美学界备受推崇的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引起法国知识分子的关注。

第四,完全是一个非地域性概念,把它等同于新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凡是超越第二国际的科学社会主义、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第四国际托洛斯基主义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论它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可以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加拿大的本·阿格尔、英国的E·霍布斯、和部分中国学者等坚持此说。

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还必须把它与“马克思学”、“新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等概念进行比较。“马克思学”这个概念是法国学者M·吕贝尔于1959年第一次公开使用的,60年代在西方得以广泛流传,70年代末,在我国社会科学内部刊物上出现。“马克思学”又称西方马克思学,它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50年代后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术界逐渐形成了研究马克思的热潮。这样,“马克思学”就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起来。

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者,通常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一般被称为“马克思学家”。按其政治倾向来说,大致可以分三类:一是较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不满,希望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弊端,但在资产阶级理论中又找不到出路。于是,他们就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力量。这主要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右翼以及60、70年代的一些新左派理论家。这些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二是试图以纯学术的观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他们声称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非阶级性、非意识形态的分析,站在纯客观的立场对待马克思主义即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哲学家、社会学家来看待。这些人是一些相对独立的资产阶级学者,主要有德国的伊·费彻尔、美国的阿·古德纳和海尔布隆纳、英国的麦克莱伦、法国的吕贝尔等。三是一些资产阶级官方机构的御用学者,他们是抱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明确目的去研究马克思学说的,他们极力篡玫、歪曲马克思主义。这些“研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

“马克思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或系统的学科,其共同性仅在于研究对象。但研究对象又极其广泛:从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到对他们某部或全部著作的考证注释,从研究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到考察马克思所有后继者的思想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差异等。总之,凡是与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一切,都可以包括在内。但由于他们的政治倾向、文化素养、知识结构不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不可能一致。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个彻底的黑格尔主义者,甚至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宗教,等等。

概而言之,“马克思学”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因而在思想理论上带有很大的倾向性,并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错误观点。但是,除了极少数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外,大部分“马克思学家”的研究在客观上还是起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因此,对“马克思学”不能全盘否定,而是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

“新马克思主义”从广义来说,它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首先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一种旨在重新解释或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思潮,它已经超越了西方、东方这两个政治性概念和地域的限制,凡是非正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都可以包括在内。这样,“新马克思主义”除了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外,还包括“东欧异端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还包括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托洛斯基主义、北美马克思主义,等等。但从狭义来看,“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东欧异端的马克思主义”。

所谓“东欧异端的马克思主义”又称东欧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些学者,不同意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而试图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人道主义。它们并不是统一的政治或学术团体,其中有许多学派如波兰哲学人文学派、南斯拉夫实践派、捷克存在人类学派、布达佩斯学派等。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非正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和开放性,试图用各种各样的西方哲学社会思潮来重新解释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侧重点从政治经济转向哲学、文化、艺术。而在哲学上,又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而反对自然辩证法、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

由此可见,“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外,实质上仍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进入80年代以后,“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又有所减弱,但仍为各国学者所重视。

“欧洲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是在1975年首次出现的。1977年,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在马德里发表“欧洲共产主义宣言”,提出西欧国家在民主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主张西欧各国要走一条不同于十月革命的民主和平的道路,实现一种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各党的具体纲领政策也不尽相同,但基本理论和政策是一致的。概括地说,他们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是唯一的,应多样化;可以通过和平改造的方式,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改造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效工具;社会主义模式应多样化,西欧不应照搬苏联模式,而要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共产党不是唯一的工人政党,应建设群众性、人民性、民主性的党;要提倡新国际主义,反对大党中心主义;等等。总之,“欧洲共产主义”是本世纪70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内部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它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种探索。

综上所述可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新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虽然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界定还处在研讨中,“但从总体上来看,它是一种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自我标榜的,虽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但又主张用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派的精神来解释、补充和重构马克思主义,体系庞杂、观点各异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⑩]

注:

① ②长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2——73页、83页。③梅劳·庞蒂:《辩证法的历险》1974年英文版第7页。④参见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⑤ ⑥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93年看到第117——118页、120——126页。⑦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页。⑧参见李忠尚:《“新马克思主义”析要》,中国人民大原出版社1987年版。⑨杜章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1期。⑩奚广庆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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