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出路咖啡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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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终的购置是在一家大型连锁减价商店完成的。我花了二十元钱买了件长连衣裙,深蓝色,腰身宽出不只五英寸。阿书说这个好办。她在一个巨大的箩筐边和各种族人拥挤着,手在里面飞快地翻刨。多年前,她以完全同样的热情与凶猛劲头,在类似的大筐里翻刨较完整些的带鱼,少些疤瘌的苹果、梨、土豆。大筐里所有的东西全标价五块,不一会儿,阿书一股霉尘气钻出人群,一手拎着一条大红宽皮带,另一只手上是双红皮鞋。皮带和鞋都有仿蛇皮的鳞纹。 看见没有?阿书大声叫喊:一共十块钱,全解决了!她一旦在公共场合讲中文,嗓门就很放肆。她指指另一堆人说:那筐里全是皮包;咱们再给你配个皮包,再来点儿首饰,就齐了!保证花不了你五十块钱! 试衣间是个大屋,里面无遮无拦地设了一百多面长方形挂镜,镜子之间是一根支出墙壁的挂衣杆。门口站着一支奇长的队伍,两个目光狐疑的女人朝这支队伍不断喊话:不准超过八件!各人看好自己的号码,出门号码跟衣服的件数要相符!看好你们的钱包、首饰,若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只能是各位自己负责!…… 我们把东西递给两个女人中的一个。她阴沉地点数,不断抬起昏昏然的眼皮,去望那支不见缩短的队伍。她的目光绝望而疲惫,和边界上的移民局官员相仿:你们受得住,就受吧。她俩每天都在这样的恶劣情绪中;她们的坏脾气坏情绪坏命运全是这帮不屈不挠跑到美国境内的五花八门人种弄的;这些五颜六色的皮肤、头发、眼睛怎么这样源源不尽,怎么这样难以抵挡,不可挫败?你对他们拉长脸,明摆着一副找茬儿的架势,他们仍是这样源源不尽。流传几百年的移民信仰:“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使他们拒绝受侮,使他们死乞白赖地顽强。 我看着各种肤色的身体被一百多面镜子成几何倍数地繁衍。每面镜子前都有三四个人、甚至五六个人,人们语言不通,沉默的体谅中,迅速建立了秩序。每个人都效率极高,动作经济,毫不迟疑地脱衣,毫不羞怯地展现尺寸各异、色彩不等的Rx房和臀,一些人更不要命了,把乳头和xx毛也抛露给这巨大的陌生集体。二十多年前,我们失去了自家的浴室,母亲带我走进公共大澡堂,我就感受过类似的目瞪口呆:一望无际的皮肉多么触目惊心,多么壮观。 阿书自己也挑了一堆衣服试穿。她手脚忙碌,却方寸不乱。不时抽空往我身上看一眼:唉,错了,皮带钩钩反了!这副耳环是这么个戴法,你看!…… 红色的高跟皮鞋之所以只值五块钱,是两只鞋顺拐。阿书和我只得又回大筐边去开荒。二十分钟后找到一双银色皮鞋。我说这可不成,它们比我的脚足足大两号。阿书说:五块钱你还想美观舒适呢?五块钱能买到“不难看不受罪”,就特合算了!我说:可这就是受罪啊!她都没工夫教育我,下巴在空中划个弧度,说:擦双皮鞋还要三块钱呢!大就大点儿,往鞋尖里塞两团面巾纸不就行了?想想你省下多少钱?省的钱不等于白捡?! 我们完成采购已是下午四点,夜色从城市的四周涌起。楼房的阴影渐渐浓重。街上人群也稠密起来,昏暗地匆匆挪动。我和阿书在地铁站内告别。我刚想上车,她却突然跑回来,说:不行不行,那些标签儿!…… 我问什么标签儿? 她顾不上跟我讲清楚,只是动手将新买的衣服、鞋子、首饰上的标价牌一块块摘下来。摘得又快又仔细,一点儿损毁也没有。然后她把标签儿交到我手里,让我千万别丢了它们。 我说:好的。 她说:等芭蕾舞看完了,你把它们再挂回去。 我说:挂什么回去? 喏,你看——阿书示范道:我特意只撕个小口子,这样,你一挂就挂回去了!她见我有待进一步开窍,便说:明天你乘车回来,把所有东西都退掉。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个屁——你看,你明天把所有东西一退,你等于一分钱不花,就穿了这身衣服。懂了吧? 懂了。 懂个鬼!我告诉你,美国女人的礼服只穿一回;第二回你穿跟上回一样的礼服,人家就觉得你这人寒碜。所以这五十块钱,够你一辈子买了退退了买,至少折腾十件礼服,知不知道? 知道了,知道了。 我想马上摆脱阿书,跳上车。阿书说她对我脑子里正想什么一清二楚。她说:你在想,这个阿书可真能祸害人家的生意…… 你可不祸害人家的生意。 我还不是为你好?再说,即便你买了退退了买,那五十块钱也是帮他们周转。你替他们难受什么? 我表示我一点儿也不替这些靠吸移民的血发达的阔佬们难受。阿书这才把我往车门里一推,像是一个长辈终于看见她智力差劲的孩子出现一项突破性成长,累坏了的那一种宽慰。 剧场的灯暗下来,我旁边的座位仍空着。一张票的票价是一百一十元。十分钟过去,我不禁想到,五块钱没了;到了半小时过去,我几乎没心思看舞台上了,而是不时向黑洞洞的人口处回头。幕间休息时,我看着璀璨的女人们端着琼浆般各色酒液,在一楼大厅游动、飘行,挥起雪白胳膊招呼着彼此,钻石戒指与手链送着晶亮飞吻。全华盛顿百分之十的钻石、红、蓝宝石都聚集在这里,香水气带着杀伤力,压迫人们的呼吸。我看见镜中一个年轻女人,身上是深夜的幽蓝和几星银光,心想,不错啊,一点儿破绽也没有,谁能看出她这身装扮的标价是五十元?那两颗假钻石和假蓝宝石拼镶的耳坠,比任何真货都华丽。 女人们都很美丽:雪白的脖子、胸脯、肩膀;红色、粉色、桃红的指甲舞蹈出种种雅致优美的手势、姿态。全华盛顿美丽的胸、肩、臂有百分之五聚集在这里。一年不多的几回裸露——以上千元的衣裙、上万元的珠宝装饰烘托的昂贵裸露。 这些裸露与那间巨大试衣间里的裸露,平行地列在我的意识中:什么样的天大差别?那些杂七杂八的肤色,无形无状的肉体……镜子中年轻的女人露出削薄的胸,黄色皮肤托起一颗乱真的珠宝;除了这价值五十元的装扮能马马虎虎使她混在这个人群里;而那伪仿珠宝之下的肤色和形骸,是绝对蒙混不过去的;那早年的营养不良、曾经的限量粮食、肉与糖,以及如梦的巧克力冰淇淋,所有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所错过的,都被黄色皮肤和细弱形骸记载得一清二楚。 铃声响起,人们还不舍得停止自己的美丽竞赛。直到场内轰然奏乐,大厅才渐渐冷清。 我心里替安德烈作痛:一百一十元的半拉已经没了。他跟我约好,开演前一小时在剧场附近的自助餐馆见面。他把黑西服带去了办公室。因此他会直接从办公室到餐馆。整个下半场演出,我在不断为安德烈的失约寻找道理。大幕合上后,我慢慢随着人群退场,却发现一个高个子站在最后一排冲我微笑。 我说:你没错过谢幕吧? 他说:嗨,你很漂亮。 我说:可不,好几个人跟我搭讪,非给我留电话。 他说:换了我,我碰上这么个孤单单的漂亮妞,就马上告诉她,唉,我单身! 我说:我以为你给充军到海湾战争前线去了。 他说:头儿找我谈话。 他姿态轻松,笑容潇洒,说我的装束如何有种低调的高贵,令他骄傲。我却感到事情有些疑点。他也明白我极想接近这疑点。他的瞎吹捧证明我的怀疑有根据。 回家的路上,我们都很沉默。他开车的样子比平常专注得多。 过了十分钟,他说:不用害怕。 我说:害怕什么? 没什么。所以你不用怕。 他一只手伸过来,抚摸我的头发。然后,他将我搂过去,让我的脑袋靠在他右肩上。他仅用左手握方向盘,右手轻轻撸着我的肩。他认为我这样的人没有童年。因为童年该有生日蛋糕、圣诞礼物,复活节印有彩色图案的鸡蛋,无数的动画片,以及迪斯尼乐园。他这样认为时,眼中的忧伤非常动人,并使他有种圣者般的淡远广漠的神情。他在这个时候觉得,被动乱和贫困剥夺了做孩子权力的中国孩子们此刻全浓缩在我身上;全人类欠着我们的情分因而浓缩成他对我的爱。他对我的爱远超过了男性对女性的;全人类对我们童年的照料不周或完全失职,都该由他来清算。 他说:我不去布伊诺斯艾利斯,也没什么。 我等待那疑点彻底化开。 头儿告诉我,我的派遣被推迟了。他们说,暂时冻结我的一切对外派遣。不是很好吗?我用不着远离你。我发现深蓝色非常配你。 我知道他对布伊诺斯艾利斯的向往。我伸出右手,抚摸他的脸颊。我冰凉的抚摸让他明白我已知道他的代价,为了我而付出的代价。他的右手在我肩上拍几下,掌心的温暖透过大衣,渗入我的肌肤。他希望我在他这儿找到一如既往的沉稳、无所谓。 “怎么样?休了个很好的假期?”便衣福茨声音悦耳。 “很好。”我就知道你会打电话来。你够准时的:晚上十点。 我知道理查什么都清楚。他也知道我知道他如何清楚。他和我都不徒劳地假装彼此周旋很有必要。因此我们干脆不玩“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游戏。 “戴维斯先生怎么样?” “很好。” “那就好极了。” 我等着他完成他的礼貌。 “我也带着我的女儿出去小小度了个假。我告诉过你吗?我和我的女朋友领养了一个韩国小女孩?” “噢。”这事不是流行很多年了? “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典型的亚洲娃娃,你该看见她那一头头发,又黑又密!” “噢。” “她是个非常不幸,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她已经和我们一同生活了半年。我敢打赌她将来会很有个性,智力的发育也会… “太好了。” “可我还没结束我那句话。” “很抱歉。” “没关系。她现在一岁了。你知道她最爱说的词是什么?” “是什么?” 我翻了一页书。这本书要在明天上课前读完。 “她最爱说的词是‘不’。” “噢。” “我们觉得太有趣了,一个一岁的孩子往往最爱说:‘我要’——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这个孩子恰恰是不要这个,不要那个。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 “一个从贫穷中来的弃儿,却会说‘不’。对了,你怎么不问她叫什么名字?” “噢。她叫什么名字?”这一页里居然有三个生词。 “她叫Sunly,阳光灿烂的意思。她不是个一般的孩子。离开孤儿院大部分孩子会哭的,她就是不哭,很可能她心里对孤儿院有看法。她好像对许多问题都有看法。今天早上我给她吃混合奶,我自己去读报。等我读完报,发现她根本没动奶瓶!因为她对我读报纸不理她这事有看法。你看!” 我不知他说的“你看”是什么意思,要我看什么。看他的国际襟怀?看他如何正常地、有人情味地做人?跟美国大部分中产阶级一样,有着接济全人类的志向? “好像美国挺时兴领养韩国小女孩的。”在字典上查到的词意颇模糊,令人难以满意。 “……”理查说,他的话擦着我的耳朵过去,成了白色噪音。 “没错。”还是该把生词写在小纸片上,贴到墙上去。 “……真的非常特别。” “是吗?” “……我的女朋友出生在美国。你有韩国朋友吗?” “真的?!”这屋的墙已不再秃,贴满各色纸片。动词:黄色的;形容词:浅蓝的;副词:淡灰的;名词:绿色的。“对不起,你说到哪儿了?” “……像她这样的弃婴都会讨好他们的养父养母,他们没办法,这是弃儿的本能。他们潜意识里的求生本能。所以弃儿总是很会察颜观色,讨你欢心。这是他们建立自我防卫的惟一方式。也是他们表现感激……” “没错!” “什么没错。” “无论你说什么,都没错。” “可你打断了我。” “我打断了吗?” “你是不是不爱听我讲‘阳光灿烂’的事?” “很抱歉打断了你。”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是怎样认识的?” “在地铁站认识的。” 理查蓝汪汪的眼睛满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我告诉他我当时在地铁站等一个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那是你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那是第三次见面。 理查往本子上刷刷刷写着,要把我的不实之言落实下来。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东西就接着咬。你又不缺这方面的见识。我六岁就见识过类似的局势。我那时多沉着。审讯者比这位态度坏多了,手里一根真正的军用皮带,铜带钩碰击出危险的金属声响。它每响一次,父亲和母亲就一块儿眨眼。铜头皮带一声“丁零”,父母就出来了谎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话。我的谎言却贯穿一致,毫无矛盾,并圆润流畅。那句谎言是什么,已不必去记忆,只记得它给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说,“你能确定那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 “我确定。” 我看着清澈的蓝色眼睛。很早很早,我就学会,先去找对方的眼睛,深人无论怎样聪明、狡黠、阴险的眼睛,深人,深人,找死那样,猎物看着黑洞洞的枪口那样。我直视他的眼睛告诉他,如果他认为我的话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气,尽管推翻。 “你不愿再好好想想吗?”理查问我,眼睛窄起来,如同画家虚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视地去看眼前的画面。他等于告诉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确切的情报。谁出卖了我?安德烈?还是阿书?或许他们在我今早出门后已找了安德烈,套出了口供,而安德烈已联络不上我,无法与我同谋。我心一横: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人的记忆花招很多。”我对理查说。改口讲英文,讲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拿别人的语言更少些品德上的负担。 微笑完全没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动作打开档案夹。他目光在一页上迅猛地划过几行字,抬起头看着我。 他改用英文说:“就是说,根据你的记忆,你煌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认识始于地铁站?” 你看,他在讲他自己的语言时多么锋利!理查·福茨的多礼、温和、单纯是别人的语言给他的风貌。回到他自己的语言,他是个才干卓著,体现美国式效率的优秀特务。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钟会彻底拉下脸,对我说:“你被指控为中国军方间谍嫌疑,你现在的每句话,或实话或谎言,都将有后果。” 我在书店里手脚不干净,看来没有什么不良后果。不然为那点渺小的贪图受FBI的处理是比较难为情的。 我说是的,是在地铁站。在美国半年,我起码知道,杀人放火,只要拼死抵赖,出路总会有的。我说完局面就僵了。理查把纸页翻出烦躁的声响,我呢,我去看空白的四壁。昨天下午我在教室里看见理查·福茨的便条时,并没想到会有这间密不透风的审讯室。便条上写“请务必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杰克逊街×××号××层来一趟。希望我们会有一次愉快的面谈。”当时我的反应是:寄出的无数份求职信终于有了回复。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写的便条,他向系里的值班秘书临时要了张打字白纸,就地写的。写完便交给了秘书。秘书是五十多岁的女人,离罪恶最遥远的良民。她对我说她对不住我,因为她完全无意地瞄了便条一眼,“杰克逊街×××号”这几个英文字是它们自己进人了她的眼睛。她突然左右前后看看,问我是否知道杰克逊街×××号是什么地方。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她从椅子上尽量够我的耳朵,声音很轻但每个音节都吐得很卖力。她说杰克逊街×××号可是个有名的地方,不信问问大马路上的人,他们都会知道杰克逊街×××号。 “假如今天我不来,你会怎样?”我的语调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不来不要紧,”他说,“我们会持续邀请你。”他现在仰靠着椅背,差不多是半躺。他的姿态是海滩上的,日光浴里的。他用这个姿态告诉我,他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续很久。 “要是我持续不接受你的邀请呢?” “没关系,你会接受的。因为你不合作会对戴维斯先生不利,也会对你不利。” 他脸上有了种无耻同时也有种骄傲。几乎是认定自己正干的是项神圣使命才会产生的骄傲。我也有过这样的自我正义感,我们都有过。它使许多荒谬的事情正义化了。理查一小时至少挣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绝对不值,但自我正义感使他觉得很值。因而他年轻英俊的脸虽然带些无耻,却毫不耽误他执行正义,他认定的正义。这让他和电影里的FBI天壤地别了。电影里的FBI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你想好了吗?”理查·福茨恢复了中文,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滑调了。 “什么?”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 “我告诉过你了。” “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 “我说了,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是在地铁站。能不能问一句: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说,“不过对你非常重要。”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一线白牙齿闪着寒光。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这女人二十九岁,学龄混乱,主修文学写作,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手套、皮靴,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才说:“我要是你,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尽量多说实话。”他的中文虽然没得可挑,但说法是纯粹美国的。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只告诉你,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会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谎,因为你现在讲的句句话都至关重要。我要是你,我绝不会把重要的话讲错,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当它好玩,他已经一再示警。事情已经很不好玩了。 “没错,我认识安德烈·戴维斯是在地铁站。” 我双手交握在胸前,声音单调。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最好大大方方地扬起手腕。眼睛的动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钟已经过去,审讯大致没有进展,我们可以客气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钟。果然,你看,理查·福茨叹了口气。 “好吧,”他说,“你在地铁站认识了安德烈·戴维斯?” “是的。”我在郊外公路上见到安德烈时,黄昏正在逼近,黄昏十分妩媚,因而阿书的笑容比实际上要妩媚得多。在阿书看,我的姿态、笑容简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网。安德烈的车及时刹在阿书的车后。我看见它是辆七成新的福特,浅蓝色。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北欧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是件深蓝和白色织成的图案,领子一直拉到耳朵。一个年轻的猎人形象,皮肤让雪原辐射成了深色。他问我们的车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帮助。阿书请他帮着看看。年轻的猎人弓下腰,在打开的车前盖里拨弄几下。我注意他浓黑的眉毛不是在纠结而是在痉挛,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觉都抓成一团。然后他抬起头告诉我们:这车太老了。 阿书大失所望,像美国人那样把眼珠翻上去迅速看一眼上天,然后说:这还用你来下诊断书? 他又说,这么老的车还能动,非常了不起。 不久,车在他手下慢吞吞发动起来。他说,你看,它没毛病,就是个老东西,该死了。 阿书说:这样好不好?我们跟你换车,你来开这辆老东西。 他不置可否,听觉和视觉都留在烂糟糟的车内脏上,以食指和拇指伸进裤兜,小心地抽出一块手绢。是一块折成正方、在飞快加深色彩的傍晚空间中显得极其洁白的手绢。 我对安德烈的最初好感,就发生在那个刹那。 他拿洁白的手绢擦了擦手上的黑色油污,又把它折好,放回去。 怎么样?阿书说,你来开这老东西?阿书和美国男人,交往起来,总带点儿欺负的态度。 那你们呢?安德烈问。 阿书说,我可以开你的车啊。她让人上当的意思十分明确无误,十分公然,毫无圈套感,因此人们恰恰忽略了:这是一个圈套。她看我一眼,用中文对我说:学着点,看我怎么让人伺候。阿书来美国五年了,对待我自然像对待晚辈。她鼻子冻得又红又亮,用大拇指一戳,说:这小子,他要不看见我们俩是女的,才不会停车。 他掏出车钥匙递给阿书。我突然看见他特别浓密,向上卷曲的睫毛。我头一次如此近地去看另一种族的睫毛。他向阿书交待浅蓝福特的种种怪癖,比如每次启动它都会向后滑动两英尺。他的睫毛有力地张着,使他有了一副极其聚精会神的面容。 就在这个时刻,我向他发出了一个笑容。我一点儿准备也没有,这笑容是走火出来的。一个刚刚踏上异国国土的二十九岁女人,她束缚不了这个暧昧的、微妙的笑容。二十九岁的女人什么也没有;她赤贫,无助,只有这个笑容为她四面八方地抵挡。只要有一线希望,这笑容就会走火地发射出去。 我马上看见我笑容的成效:他先是一怔,之后便跟上了我。他投给我幽深的一瞥,那是他接受我笑容的收据。我感到我心里出现一股感动;他在对阿书说话,知觉却在我这里。 他说:这样吧,你们俩全坐到我车上,我把你们载到前面的加油站去。 阿书说:去加油站干什么? 那里暖和啊,他说,你们等在那里,让他们来拖这老东西。 不行!阿书大嚷起来:拖一次要七十五块钱! 他清白无辜地耸了耸肩——这样黑心赚中国穷学生的钱,他也认为非常糟糕,但这不是他的错。我发现他的眼睛转向我,意思是把我拉成他的一伙,给强硬地索取援助的阿书碰些钉子。我对他又来一个微笑。我被事情的进展吓一跳:我和他暗中已成了一伙。 他说:那你想怎么办?要你是我,肯把自己的车给陌生人开吗? 阿书说:反正要我花七十五块是绝对没门的! 你听着,他说,你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坐到我车里去,二是不坐到我车里去。他眼睛和我眼睛的往来,已相当密切。 阿书头一次碰到如此不肯上她当的人。她摔摔打打地打开她那老车的门,取出她的皮包和我的帆布包,又让我把后备厢里一双旧高跟鞋,一把破伞,一把刮雪的刮子,一件带旧货店霉味的短大衣,两听可乐搬进浅蓝福特。她怕人偷她的这些家当。搬迁结束,她突然又想不开了,怨愤地大声说:凭什么让我花七十五块钱?她戴皮手套的手在她的老车顶篷上拍一把,拍出一声钢精锅的声响。 因为你不付七十五块的话,就得付三百块让人把它当垃圾拖走。他说,他又朝我看一眼,又给了个第三者看不见的笑容。现在轮到他忙了:他在浅蓝福特里钻进钻出,把一大堆相片,二十来本书和四五十本杂志,一张毛毯和一架七十年代末式样的录音机—一清理出来,放进后备厢。他解释说他对两个女客人毫无准备,车内的清洁整齐程度是单身汉标准。 阿书安排三人的座次:她和他坐前排,我坐后排。车刚开动,她就伸手去调收音机频道,同时大声对我说:唉,听见没有,这家伙是个单身! 我笑笑。突然发现他在后视镜里看我,也在笑。 不过他肯定没什么钱!阿书又说,这车还没有道格拉斯的好!道格拉斯是她的前任男友,据说又穷又帅,又浪漫又不负责任。我觉得你不必跟他暗递秋波,他说不定是个邮差,最多是个中学代数老师。你看他的车嘛! 我见他又笑起来,这次笑得更妙,仅是眼睫毛的一张一弛。他有一副生动的五官。他们都有着生动的五官,因为每一笔画都那么浓重。因而那笑容一点儿也漏不掉,全被我接住了。 阿书问他,你是不是教书的? 他说他讨厌教书。他说他在少年时代就常听伙伴们说:实在什么都干不了,大不了就去教书。他反问:你们俩是留学生? 对,职业学生。阿书说,业余保姆,看护,业余厨子,业余情妇。阿书说得自己也大笑起来。她随便起来比美国人还随便。瘦小的阿书在贫嘴时就变得粗大狂放,笑出敲锣般的洪亮笑声。唉,你不是教书的,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他说,我在外交部上班。

我笑着挂断了电话。等着打电话的人增加到五个,排成了一支小队伍。至少有四个种族在这支队伍里。他们都是一脸的不高兴,因为他们吃不消我用一口他们完全不懂的语言在那里疯。我越是乐不可支他们越有气,等于我在公然地、一口接一口地当他们面吐痰。 安德烈要我花一个上午时间去为看晚上的芭蕾购置服装。他说他的朋友劳拉会在五角大楼购物中心等我。“波拉克公主”从小精通时尚,更精通合算的时尚。安德烈从钱包里拿出六张一百元的钞票,说这个数字是犹太公主精打细算得出来的。 劳拉比我想象得要苗条,像个女高中生。她穿一条合体的牛仔裤,白色高领紧身衫,黑西服上有两颗纯金色的纽扣。从敞开的西服前襟,露出宽宽的牛仔皮带,野性十足的一个黄铜带钩。她上来就问我有多少钱的预算。听我说六百块,她马上骂安德烈抠们儿。她说:我跟他说最起码六七百块!你总不能光穿一身好衣裳不管鞋子和皮包吧?还有,你总不能一身名牌首饰一件也没有吧?六百块,我的工作量就大多了! 我心想,不知她看不看得出,我眼下这一身统统加起来,也不值六块钱。 劳拉忽然说:我特喜欢你的大衣!现在要找件有个性的衣服真不容易! 劳拉是个厚道姑娘。她明明看出我的小腰身大衣起码过时了三十年。它是我在牧师夫妇组织的教会义卖上买的,花了我两块钱。 劳拉又说:你的皮靴也很帅——现在的做工不像那时候了。三四十年代做的鞋才这么考究,都是手工。你看这一颗颗小钉子是手工钉的!现在谁花得起这些工夫来做双鞋?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大衣里子? 我说当然。我不知道她到底想拿我干什么。 她在我大衣领子的商标下面寻找,大大的眼睛眯紧。这时候我们站在自动楼梯上。不少人从我们旁边超过去,又回头来看我们。他们多半好奇,少数人不怀好意,因为劳拉的表情和动作极像在我这件旧大衣上翻找虱子。 她突然大叫一声:看,这里! 她指着大衣腰部侧钉的一块小布签,上面有一枚图章,绕着它有一圈小字“服装制作劳动工会”。 她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件真货!四十年代制造的衣服才会有这个标记。那时候美国左倾,工会权力很大。不经过工会,你别想找到工作也别想把产品投入市场。我在这方面很厉害,鉴定这个世纪和上世纪的服装;哪年流行什么。一般不会有误差。 我明白了,对我这件大衣可以有两种理解:普遍意义的垃圾,特殊意义的古董。 劳拉把我领到一个静悄悄的大厅。这里连同我们一共七八个顾客。一些没有五官的模特枯骨一般僵在各种姿态上;那种枯骨才可能有的冷漠的飘逸姿态。它们是以某种暗色的,毫无光泽的材料铸塑的,劳拉告诉我,是按照一些活着的著名模特的身材塑出的;每具模特都是一个真人的精确立体投影。所以每具人形都有名有姓。我看着它们不近情理的身高比例,刀一样锋利的肩胯,不胜其累地挂着衣服、裙子。我想象它们作为真人会多么怪诞多么恐怖;它们的真身游走在人间时,一眼望不到边的人海;滚滚涌动的头颅,她们感到孤独之极,因而她们才有了这一个个冷漠、飘逸的姿势和态度。 在我对它们发着奇想的同时,我已经被劳拉安置在一间试衣室里。一个穿迷你裙的老妪抱着一摞衣服跟进来,按照劳拉的指令将衣服—一挂好。七十来岁的老妪浓妆艳抹,两条枯瘦的腿百分之八十五露在裙子外面。浑身装束没有一分宽裕。劳拉在一张古典式的缎面椅子上坐下来,对老妪吩咐:劳驾,给我两杯喝的。 老妪说:好的,心肝儿。我们有冰茶,果汁,鸡尾酒。 劳拉架起二郎腿:我只要冰水。白水。 老妪两条妖烧的腿以效率极高的步伐向门口走去。 劳拉叫住她:等等。 老妪以十七岁的姿势蓦然回首。她说:好的,心肝儿。 劳拉说:给我一盒薄荷糖。 老妪不卑不亢,很有节制地给了劳拉一个笑脸,说:我叫玛丽,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一盒薄荷糖,还要别的什么? 劳拉说:就这些,谢谢。 我的荣幸,心肝儿。 顺便问一声:你用的是什么香水? 不是什么好牌子,我一位表亲赠送我的。 我喜欢这香味。 噢,谢谢。 别客气。 老妪冷冰冰的谦恭和劳拉冷冰冰的和蔼,使一种短暂的主仆关系瞬间确立。 我磨磨蹭蹭,将一条黑色连衣裙套住上半身,再一点点将它往下扯,扯到膝部,才将我的长裤褪下。这样一来,我不必展示我低质价廉的棉内裤。劳拉以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穿、脱衣服的习惯,脸上一丝惊讶也没有。她上来替我拉上背后的拉链,一只手抓起我的头发,将它按在我脑袋顶上,然后比我还用力地瞪着镜子。这是一件弹力丝绒的夜礼服,我平坦坦的胸有一大半露在外面。我看见镜中的中国女人一点儿炫示的本钱也没有;她这样袒露毫无道理,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劳拉在我背上猛推一把,说:背要直,胸使劲挺。 我照她的意思办了,那衣服还是和我文不对题。 这时试衣室的门被轻叩几下。劳拉大声说:请进! 老妪两条瘦腿利索而矜持地迈着步子。手里捧个托盘,托盘上放两个高脚酒杯,玻璃薄得如同灯泡。那种随时可能碎裂的危险使这一对杯子及杯中的水看上去很昂贵。 劳拉说:玛格,看怎么样?她指镜中的我。 简直就是她的衣服!不过抱歉:我的名字是玛丽。 劳拉端了杯水,喝一口。满脸是严苛的批评。她说:不是最理想。 妪说:我想那件短款可能更配她。 劳拉不以为然地看看老姐的推荐,说:那件充其量只能去鸡尾酒会。 老妪说:对极了,心肝儿。第一眼我就知道你品位高雅。这套鸡尾酒会穿,再合适不过了。 她不动声色地拍着马屁。 劳拉从一个分币大小的银色小盒里取出一枚白色药片,放进嘴里。再取出一粒,递给我。我也学她的样把它搁入口中,一股薄荷的辛辣猛烈地充满我的口腔。劳拉把那个小银盒塞入我的皮包,告诉我:这些薄荷糖可以使我有个清洁芬芳的吻;一个年轻单身女人,要随时准备被人吻或吻别人,要做好深吻、长吻的准备。 老妪说:对呀,我就一天到晚含着薄荷糖。 我从镜子里迅速瞄一眼她那由脂粉塑出的面具,她的百分之八十五裸露的腿。这样的年纪仍怀着如此的希望,洁身自好,满口清香,以便那埋伏在命运中的吻突然袭来时可以沉着、自信地迎接,以使那样一个不含洋葱大蒜胡椒乳酪气味的芬芳的吻引爆一次良缘。据说这和男性在钱包里备一两只避孕套同等重要。充满性遭遇的时代,一个负责的男人或女人该有些必要的自身准备。老女售货员在这个年纪还毫不大意地穿迷你裙,含薄荷糖,以免冷弹一样漫天飞的吻和艳遇打她个冷不防。 劳拉围着我转了半个圈,再转回来,然后前进两步,再后退三步,她慢慢点头说:是件相当性感的鸡尾酒会服装。 老妪说:相当性感。一定会成为鸡尾酒会的注意焦点。 劳拉说:可惜不是去参加鸡尾酒会,劳拉像个画家那样后仰着身子看镜子里的我。她说:这件衣裙最多到六点。 我说:啊? 劳拉说:服装的隆重程度是有规格的;最不隆重的是下午三点,一般这时候是下午茶;五点,鸡尾酒会;六点,晚宴;最高规格是九点。你需要的是九点的大礼服,你该看看我母亲看芭蕾看歌剧的服装,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看上去简直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那个庄重冷酷的样子,像是去壮烈牺牲,要不就是去杀别人。 我想乐,但发现屋内两个人都没有逗我乐的意思。百万富翁的女儿劳拉让我大长见识:做个上流社会的女人真不易。 最后劳拉和女售货员玛丽决定:我今晚的服装规格非得“九点”。玛丽说她一生看过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女人在那里个个杀气腾腾,你稍稍示一点儿弱,马上被杀下阵来。她以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一件衣服可能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试着想想,一个参议员忽然看见一个装扮不同凡响的女人,心里说:哇,这个姑娘趣味不错,我得上去跟她搭讪搭讪。女人看芭蕾是为了被人看的。 老玛丽又尖又长的红指甲在我身上划来划去,扯扯这里,整整那里。她一生的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全白搭了,这把岁数还得仰仗两条腿。那两条腿早年是有过好时光的,别看这时候它们已没什么露头了。 劳拉为我拿了主意,买下了一件五百九十元的黑色礼服。我还得再贴出几十元的购买税,和两百元的鞋钱。等劳拉走后,我只剩一张地铁票钱了。我手里提着价值三个多月房钱的行头,在地铁站里两眼空空地走着。过去了三四列火车,我浑身无力,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一个单调的声音来回说:八百六、八百六。我这时的感觉近似一位刚进城的老乡,挨了歹人一闷棍后发现所有钱都给掏了个精光。 我两眼发直,又看着一辆火车开走。我等着自己定下神来,好好想想回芝加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过不过了。我发现自己在拨阿书的号码。电话一通她就听出事情不妙。我告诉她:要看芭蕾,因而安德烈资助了一笔买装费用。她立刻问:多少钱?我说六百块。她不再听我说下去,马上叫我站在原地别动,她立刻赶过来。我还想解释,她兴高采烈地摔下电话。她以为我有六百块要在今晚之前花掉,这事我一人办不到,非得她帮忙。 她见了我手上提的高档货色就说:太好办了,你跟我来! 我跟着她又回到商店,老玛丽正把我试过的二十来件衣服一件件往回挂。有件是从模特身上扒下的,她小心翼翼地将它套回去。 我生怕被她看见,尽量绕着道走。阿书却理直气壮,叫住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售货员。阿书把我手里的购物袋接过去,拎出那件黑礼服,说:我们决定退货。 女售货员一字不问,看看收据便办起手续来。我一直在盯着老玛丽,那具模特不好摆布,她半张着嘴,舌尖舔在两排门齿之间,因为她和模特的身高悬殊颇大,她不得不踮起脚尖,脚后跟从皮鞋里出来了,鞋跟却还立于地面。她那副专注的神态和体态竟十分稚气,十分可爱。 阿书把退货的款子交到我手里,叫我清点一遍。点完钱,抬头便看见老玛丽悲愤地看着我。她忙了一个多小时,本以为挣到手的钱却眨眼间没了。她灰眼珠里有股控诉,似乎是对一份巨大的背信弃义的控诉。她那萎缩得只剩一条细细红线的嘴却渐渐扭曲,扭出一个笑来。 她说:怎么,刚才不是穿着很合身吗? 我脸涨得滚热,说:这样式太……太袒露了。 她眼里的控诉更悲愤了,嘴上的笑更加温婉、忍气吞声:那我可以再帮你选几件保守些的。您看上去是个乖女孩,刚才我就觉得这衣服可能和你的乖模样有点儿矛盾,不过你的朋友那么喜欢它,我不好煞风景,……来来来,咱们从头开始。 我心虚理短:等我吃了午饭再来…… 吃了午饭那几件可能被买走了!设计大师每件作品只有几件。 我们俩人都是你死我活的。我的求饶,赔不是老妪全看见了,她却偏偏不罢休,似乎我今天敲掉她一笔生意,她只有老命一条了。 我这个朋友特别饿,我指着阿书:她等不及我试衣服了! 阿书用中文恶狠狠地说:不买就不买,哪儿跟她这么多废话!她高傲地一摆下巴,说:她不喜欢你们这儿的衣服。 老玛丽眼中燃起灰色的火焰,呆呆站住了。 可是她刚才说,她非常喜欢…… 她刚从中国来,还没学会说“不”。阿书不仅高傲,已开始蛮横。她指着我对老玛丽说:她是个留学生,知道吗?美国的赤贫者不叫赤贫者了,改叫留学生了。你忍心毁了她的学业、要她倾家荡产来买你这件衣裳吗? 老玛丽说:我没强迫她,是她自己刚才说:她特别喜欢这件衣裳。 阿书沉默下来,眼睛看着老太太。她的沉默里明显有股危险。她长出一口气,表示要好好把这场官司打下去。然后她四下望一眼,问老玛丽说:你们的经理在哪里? 老玛丽马上收回目光,垂下皱纹密布的眼皮。直到我们走到电梯门口,她还站在原地,风烛残年的玉腿站成一个极其衰老灰心的姿态。

他身体那点单薄的温暖,渐渐渗入了我的大衣,我身体含混不清的弧度,也渗到了包裹我的这层粗糙毛料之外。他什么都知觉到了。他的知觉触到了我左一层右一层的包裹,触到了我肌肤的质感。这样,我感到那股深深的暖流在我身体底部波动起来。我和他都一动也不敢动,成了两只如临大敌的小兽,一动便会引得埋伏在近旁的庞然大物朝我们猛扑而来。他有股清苦的、类似药草的体嗅。 他说:王阿花要去一趟西部? 我说:嗯。海青很想念她,又不舍得少挣一大笔钱。 我浸泡在他药草一般苦香的体嗅中。 他说:感觉上你跟她挺和得来。 不是感觉上。是事实上。 她和你什么都谈? 什么都谈。 里昂略略闭了一会儿眼,像是在脑子里换一幅画面。我搬到王阿花那里去住,里昂只来过两次。头一次是帮我搬家。另一次是送一块地毯,从跳蚤市场买的。他告诉我们地毯是为保暖的,也为防滑。一年四季穿木屐的王阿花带了身孕,是不该走在光板子水泥地上的。王阿花当着我的面吻了里昂一下,表示领他的关爱之情。她的吻安静极了,多么短暂也让我感到它的深切。 里昂说:她叫我去住。她说你一个人住那么空荡荡的大房子会害怕的。 我怎么会害怕?我什么时候也没怕过——中越边境打仗的时候,我背的一个伤员死在我背上,到了野战医院…… 你跟我讲过这事。我知道你不会害怕的。 我不说话了。里昂明白我真正害怕什么。因为他怕的是同一件事物。那件事物是我们不能正视的,就像我和他的脸必须稍稍错位。 这是间更小的房间。暖气无法流动,凝滞在这里,膨胀、发酵、渐渐地,这间牢笼般的小屋小得盛不下里面的气息。我开始闻到便衣福茨腋下的除臭霜气味。以及他的克隆。克隆的香味也在膨胀,被我吸进体内,又被我呼出来。同时也被理查自己吐纳。在我们的对话进行到半小时左右时,克隆素净的香气变得荤腥起来。在这越来越油荤的空气里,我觉得困乏难耐。 “这个人有过犯罪记录。” “你说里昂?” “是的。他十九岁差点儿用刀捅死一个人。” “噢。” “他还有过偷窃行为。” 我因得连眼皮都眨不动。因得连惊讶都惊讶不动了。里昂跟我讲过他的两次被捕。但他清秀单薄一个人,怎么杀得动人,倒让我有点意外。 “你不打听他为什么跟人动了刀?” “为什么?” “为一个女孩子。一个意大利女孩。” “噢。”那就对了,这才是里昂干的事。 “他十四岁就跟这个女孩子私奔了一回,被女孩的家长追回来了。十九岁他险些杀的这个人,你猜会是谁?” “是谁?”是那女孩的哥哥。里昂发现她的哥哥是他的情敌。这位哥哥把妹妹做性玩偶,一玩十多年。 “你好像兴趣不大。” “是吗?” “你不想知道他的劣迹。这证明什么?” “证明什么?” “证明你对他颇有好感。他偷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是一辆卡车。里昂为了给王阿花运一棵他自己伐的圣诞树,想连夜用完卡车就悄悄还回去。那是他和王阿花共度的第一个圣诞。 “你们中国人对偷窃行为非常痛恨。一般贫穷国家的人都不能容忍偷窃。” “可能。”我用鼻孔打了个长而深的哈欠。 “你跟那个里昂的同居,是哪天开始的?” “我和谁同居?” “里昂。他是叫里昂吧?” “我和他同居?!” 我困得辩解不动。他用的是个欠恭敬的词,更贴切的解释应该是“奸宿”。对他用这样的词在我和里昂的关系上,我应该扇他一耳光。可是我实在太困了,肯定是扇不动的。当然我真扇了他,后果就大了。我想我是不是该用阿书跟他的事来回敬他。我断定阿书跟他至少有奸宿的交情。因为只要阿书讲到谁不再满口野话,她与他便是果真野起来了。但我真是困乏得厉害;人困乏到这种程度,对所有的事都懒得计较,都懒得去以正视听。若我不这么困,我会冷冷地请他把“奸宿”这样的词收回去。说不定我还会跟他做些解释,我和里昂究竟怎么了。 “你从那对神职人员夫妇家搬出来,原因是什么?” “原因?没什么重要原因。” “那么,次要原因呢?” “次要原因就多了,一时半会儿说不好。” “嫌房租贵?” “是一方面的考虑。”你不就想要我承认,在牧师家我跟里昂“奸宿”起来不方便? “你的前房东对你怎么样?” “好极了。”我一直被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看成顺水漂来的孩子。长此下去,她非累死不可。我偌大个人,要把襁褓中的角色好好扮演下去,恐怕也够我累的。比我单纯、美好一百倍的牧帅太太,整天想的、做的,就是呵护我这么个出生入死过的、一不留神就撒谎的人。这可太让我过意不去,太让我暗地里臊得没法活。牧师太太对于真实与谎言的理解是写实的,而我,是大写意。一天,她若发现撒谎在我这里不叫撒谎,叫“图方便”,或叫“曲线追求真实”,我在她眼前会立刻摇身一变,从“孩子”变成个怪物。“他们对我,可是好得不能再好。” “据说那个教友捐助活动,挺成功的?” “很成功。”我现在这双尼龙踏雪靴,就得自那个捐助晚会。它们比我的脚大两个号码,但那很好办,牧师太太给我在鞋尖里塞了两大团药棉。整个晚上我都在讲述我童年的故事。有关粮票、油票、肉票的故事,有关我和一群孩子早晨五点去抢购八分钱一斤的猪骨头的故事。我还讲到我们这些孩子如何希望吃到芒果,当有人告诉我们远郊有几棵奇特的幼树是芒果树时,我们总是步行十几里路去浇灌它们;当我们听到芒果树如何金贵,必须用糖水或蜂蜜去浇灌才会结果的神话时,便献出每月每人仅有的那点定量砂糖……我讲到那个夏天,我们终于发现幼树上结出的玩艺儿是毛桑果时,两个老太太竟为我们失望地落了几滴泪。等我把我所有童年故事讲完时,百分之八十的女人们手里都出现了面巾纸。她们遥远地为一群中国孩子流泪,为他们没有生日蛋糕,没有大包小包的圣诞礼物,没有芒果而掉泪。我却想不起那个有关芒果树的故事是我听来的,还是亲身经历的。我只是感觉到她们爱听这样的故事,我把故事尽量讲得称她们的心。在晚会之后的几天里,我每天都收到十来封信。信的内容是对我的“芒果树故事”所发的感想。这些真切、质朴的感想是伴着一张五十元或三十元的支票寄来的。牧师太太替我一张张地理出支票,满脸自豪。她一点儿没觉察到我的难为情。每一张支票,每一句情真意切的“感想”,都让我对“芒果树”的真实性增加一点疑惑,对我的处境增加一点悲哀。即使“芒果树”是我真实的童年故事,我难道必须要依仗这类故事——带有荒诞创伤意味的、滥情而不免有几分卖情感狗皮膏药的故事去乞讨善良的美国人民五十元、三十元的同情吗?我知道晚会上绝大多数捐献同情的人们,在他们幼年时期都听到长辈这样的话:“你居然不把牛排吃完——知道吗,那些可怜的中国孩子一天连一顿饭也吃不上!”便衣福茨一定也听过这样的话,因而他一点儿不认为他在和我过不去,相反,他任重道远地在曲线拯救饥饿中、或可能落入饥饿的孩子们。如同他救那个韩国小姑娘“阳光灿烂”。他认为他是这类小姑娘的保护神。假若我的童年有他这样保护者的曲线保护,我不至于用仅有的二两白糖去浇灌冒牌芒果树。 空气越来越稠厚。理查的每句话都把一股生洋葱加酸黄瓜的味道增添到我必须去闻、去呼吸的空气中。我从早晨到现在尚未进过食,因而他闻到的,便是我饥饿的气味。我知道他和他的女朋友吹了,阿书告诉我的。我一边回答理查的提问,一边在脑子里乱跑题。我没办法,曾经每周的政治学习,我若脑子里不跑题就会像此刻一样困得腾云驾雾。 “你不喜欢我的用词?”理查问。 “哪里。”我说。 “那好,我可以不称他为有前科的人。” “你随便。” 我又鼓起鼻翼,又不露痕迹地打了个大哈欠。 理查的每个句子都吐成一团气味,几乎是固体的。因而我在昏昏欲睡的感觉中,他的每句讯问都是一个准固体的生葱、酸黄瓜、熏牛肉三明治。这个想法使我困得没那么惨了。我非固体的饥饿与理查的准固体三明治在这五平方米的审讯室碰在一块儿,不知谁在消灭谁,不知谁在讽刺谁。我和理查的气味在空中纠缠得难舍难分…… “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背叛安德烈·戴维斯?” “你也管这个?”这是居委会管的事——在我的祖国。 “当然不管。” “你管也没关系。无所谓。” “希望你不要认为我像长舌妇。” “我也希望。” “你希望什么?” “你希望我不要把你看成长舌妇——我也希望我不把你看成个长舌妇。” 他笑起来。不是长舌妇的笑法、是个二流子的笑。 “对不起,我不该操心你的道德。” “没关系。” “你好像不担心自己会对不起安德烈。” “我是不担心。” “哦?!” “因为我不打算对不起他。” “那你和里昂?……” “你别为我和里昂担心。” “不,我是说……”他又是一个二流子的笑。但他停住不说了,生怕我吃不消。 “你是说,我这儿跟安德烈·戴维斯正搞着‘正式罗曼史’,私下里又去跟个有前科的里昂勾搭。所以我请你放心。” “你是‘临时艳遇’?” “现在还不是艳遇。如果成了艳遇你更该放心了。”我看着他吃力地在理解我,漂亮而浅薄的眼睛很慢很重地眨一下。“你看,假如我跟里昂成了艳遇,也就省了你啦。”你还不懂?“我要是取消了和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婚约,不就没你什么事了吗?你们对我的审问,还有什么审头?”你一小时少说挣五十元吧?美国人民辛辛苦苦工作,老老实实纳税,就让你糟蹋在我这个“案子”上。 “这不是审问。你不该把它看成审问。” “行,不是审问。”那是你不误正业喽?“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也一再跟我说:这不是审问。” “他们也开始介入了?” “我以为你们知道。”你少跟我玩“中统”、“军统”。 “他们都提了些什么问题?” “例行问题。” 他失神了一会儿,眼睛的蓝色也褪去一些。我跟里昂若真搞起任何类型的“罗曼史”,就得让便衣们(无论哪个部门的便衣们)彻底前功尽弃。这样一想,我大致不困了。 “你上礼拜二晚上遭了抢劫?” “没错。”我的五十九块现钞,一个假钻戒,都在十秒钟之内落到了盗匪手里。那盗匪十七岁,或更年轻些。我一点儿事都没让他费,把假首饰真钞票全给了他。他手里的刀大概不是假的,但他持刀的姿势不太像真的。我好说好商量地请他把我的身份证、学生证扔下再跑。他扔下了我的学生证。这也不坏了,学生证能使我买机票的时候得到大折扣。 “当然,你也有过错——你不应该在半夜十一点步行。芝加哥南部,白天你都不该独自步行。这是你的不是。” “是的。”你呢?我给人抢劫,你不去追杀那个劫匪,反来审我,找我的不是。 “以后你绝对不要一个人走夜路。” “我十点钟下课。乘不起出租车,你说我不步行怎么办?” “我是担心你一个人在夜里步行,那个轻量级抢劫恐怕是所能发生的坏事中最美好的一桩了!你就不应该从牧师家搬出来!” “嗯,可能那是个失策。”牧师太太又在筹备更大的一次捐助晚会,要我准备至少十个像“芒果树”那样的故事。她这次的雄心大志是争取筹到我下学期的学费。因为我的奖学金落了空,我的学位可能会流产。牧师太太说她一定把四五百个人集合到更大的教堂,去听我的滥情故事。我比较讨厌卖“情感狗皮膏”的人,尤其对自己卖狗皮膏药的形象感到恶心,所以我千恩万谢了美好无谎的牧师夫妇,紧急搬离了他们甜蜜温暖的宅子。当然,我紧急搬家的理由也是紧急中胡乱撒的谎。我告诉他们我的好友王阿花身怀重孕,行动不便,随时有生命危险。我不能把她孤零零一人撂在巨大贫民窟里,见死不救……我的谎言抑或半实话打动了好心的牧师夫妇。他们遗憾地看着我背着四个行囊走入了芝加哥的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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