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阅读,时光抹不去的是你曾深爱又愧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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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到曾经在镇上看见的两个姑娘,她俩是镇上医生的女儿。她们给父亲做帮手,戴雪白的口罩,头上顶个馄饨帽。她们进过县城的卫生学校,所有人都叫她俩“卫生小姐”。她们从来不穿绸缎,不穿绣花鞋。总是一身细布旗袍,冬天阴丹蓝、夏天浅蓝。她们从来不戴玉镯耳环,远远走过,人们闻到一股好闻的药水味。人们都说那是“卫生香”。我母亲看见卫生小姐的时候只有十岁。她开始拒绝艳色衣裳就是那年。在她十五岁半冬天的下午,她想,她得放弃那五百两黄金了。我当然清楚,我母亲这只井底之蛙在做这项人生选择时,只有两个参照,一个是等待发掘黄金的三十多个应姓子女半痴呆半瞌睡的面孔,一个是拒人以千里之外的两个卫生小姐。我母亲认为卫生小姐的魅力,大过黄金。 我母亲坐在铅桶底上,屁股硌得生疼。她却一动不动,两个胳膊肘紧紧压住膝上的印花包袱。包袱里的十块光洋,是以这个转折点到广阔无际的未来的惟一保障,是她十六年积攒的压岁钱。她一分钱也没有乱花过。我母亲可以为一个她自己也不认识的野心克己修性,做到极至。我也不知道什么世面也没见过的母亲,从哪里来的坚定信仰——她一定会有一番宏大的女性事业。我不能要求我母亲超越她的局限:凭她自身去成就自身。她能想到的最了不起的事业,就是通过一个男人来成就自身。我来点穿她吧:我母亲在开往南京的长途汽车上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去擒一个有大本事的男人。至少像应家祖爷爷那样的男人。她想她要好好擦亮眼睛,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把那男人找到,抓在手心。 汽车到达南京的时候,天已黑了。所有旅客下车后,老司机说要把我母亲送到家门口。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南京我熟得很,丢不掉的。 她轻盈地跳下车,在一盏盏路灯和阔叶梧桐之间,时明时暗,走出了老司机的视野。 我母亲走过街边一家小食铺,铺里一共六张方桌,张张都满,她正要退出去,靠近门的一桌客人叫住她。叫她的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她笑嘻嘻地问我母亲:你们南京人都爱吃些什么? 我母亲看着她,满脸的莫名其妙。 她见这女子穿件黑白细格子旗袍,淡淡地化着妆。她身后的桌上,是两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子,还有个戴着眼镜的男子,口音都有点儿南腔北调。 穿黑白细格旗袍的女子问我母亲是不是在找座,我母亲点点头。她便拍拍那条长板凳,叫我母亲同他们一块儿坐,顺便告诉她们南京有哪些东西好吃,味道又不怪。 我母亲把从她父母、叔婶、姑姑姑父那儿听来的食品特产,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们。这当中她发现那个戴眼镜的男人瞅着她,觉得她很好玩似的。她看见男子面前摆了一本簿子,半寸厚,是手工用针线钉成的。 他们按照我母亲的推荐点了菜,请我母亲一块儿吃。我母亲想,跟着他们不花饭钱,说不定住店钱也能省掉。我对我母亲的直觉十分佩服,她和任何人接触,头五分钟就能确定此人将给她多大益处或害处。她立即确定这四位外省人不会给她太大害处。一边吃着饭,我母亲听他们谈着她不懂的事:文明戏、剧本、角色。她在席间也弄清了几个人的姓名。穿黑白细格旗袍的女子姓魏,戴眼镜的男子姓刘。魏小姐不时讲到的事就是“刻钢板”。她很快弄清,所谓“刻钢板”就是写字。 我母亲突然说:我会刻钢板。 四个人一块儿扭过脸:一小时不到,他们忘了她的存在。 刘先生说:你刻过? 嗯。 魏小姐指着刘先生说:当心,他很会剥削人的! 刘先生不搭理她,拿出一枝笔,对我母亲说:来,写几个字给我看看。 我母亲从来没见过这种笔,带一个帽子;旋下帽子,笔尖上居然没有毛。但她一点儿也不露她的孤陋寡闻,不去接笔,对那刘先生说:你先写几个字,我照着你的字写。这样一来,我母亲马上看见这杆笔的全部功能:墨原来是装在笔肚里,它自己溢向笔尖,落到纸上。她心里冷冷一笑,原来外面的一切反比家里容易,城里人的事由竟比乡下好混。她一挥而就地写下了几个字。四个人立刻说:不错不错,蛮像样的行书。 刘先生说:可惜呀,我雇不了你,你要在上海就好了。 我母亲说:你们都是去上海? 他们说他们的火车误了点,才给了他们逛南京的机会。 我母亲说:好巧啊,我也是去上海。 她这个时刻向那位刘先生笑了一下。这种笑很奇怪,只有当事者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局外人根本捕捉不住,即便看见它从燃起到熄灭的瞬息,也无法确定它是一个笑。所以我在这儿的意思,就是我母亲对男女间微妙关系的无师自通。假如我现在告诉她:你那是暗送秋波。她一定死不认账:胡说八道,我那时才十六岁,懂什么“暗送秋波”! 刘先生是这个笑的靶子,当然被击中了。他说:你去上海做什么?上学? 我母亲说:嗯。 想勤工俭学? 我母亲根本不知什么是“勤工俭学”,但刘先生脸上的表情告诉她,它多半不是坏事。她点点头。这样她是留了余地给自己的。 刘先生说:真不简单。你多大了? 我母亲胆子一乍,说:我十八岁。 魏小姐说:看上去你只有十三岁! 她没看出来,刘先生在听我母亲谎报年龄时,脸色一红,眼睛一亮。我母亲却看见了。她基本上已给刘先生的人格批了分数,他人是不坏的,但本事中等,靠教些课,撰写些文稿、剧本过活,不松也不紧,钱多的时候他爱钱,没钱的时候他爱气节。这样的男人在我母亲的生命中扮些角色,有时还会显得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不是她的终极目标。她一提当年勇就说:我一个小包袱进大上海,靠过谁呀?她可能主观上并不存心要靠刘先生,但她一连几十分钟向刘先生发射魅力,刘先生尽管心里有点嘀咕,认为这小姑娘有点来者不善,但他已经死心地要给我母亲舒舒服服靠上来了。 刘先生为我母亲在上海租了房,领她剪了头发,给她找了大堆的文件来抄写、复写、刻写。即便他明白他上了我母亲一记小当:她在上海根本无学业,他对我母亲的印象毫不受损。那个年代,脱离封建家族,投奔独立自由的女性是受欢迎的,尤其在刘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群落里:独立自由的女性多了,对他们就方便了。要他们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闺秀出来,第一是费事,第二很可能徒劳。他们对男女关系的新观念,他们向往的新生活方式,建立在社会上飘流的新女性身上。剪了头发,同家里不复来往的我的母亲,很快成了个“密司”,落落大方,同她交往的男士都觉得不费事。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在写字台前一笔一画抄文稿,一坐十二个小时。她的律己,朴素,她的勤劳使刘先生觉得,她是个模范“密司”。 刘先生和我母亲几乎天天见面。她很清楚他对她怀有希望。我母亲知道,对她怀有希望的男人可不少。但她懂得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刻一定得好好把握时局,弄得好,所有那些暗怀的希望都可以任她驱使、利用,弄得不好,就会砸锅。包括刘先生在内;所有男士中没有一个完全如她意的。他们都没什么大本事,只能约了去一同看看电影,轧轧马路。使她总有足够的抄写生意。她想,没准哪天这几个男人里就出息出来一个呢。她的方针是,先拿他们将就着,时刻准备发现新目标。 刘先生写的剧本被拍成了电影,电影打得又很响,一夜间就本事起来,来看我母亲时黄包车也不坐了,坐了部轿车。他告诉我母亲他已经是电影片厂的股东兼副厂长。我母亲随他坐进轿车,脸上虽淡淡的,心里却想:幸亏我没得罪他,帮他维护住了他心里对我的希望。她听他谈笑风生,讲拍片中的荒唐事。我母亲想,原来魏小姐也一夜间成了大明星!她和刘先生工作中往来紧密,只要她同我争,我太不是她的对手了。 三个月内,刘先生一发不可收拾,不仅有车,房也有了。他对我母亲的造访,渐渐稀疏起来。我母亲想:好了,时候到了。她打开柜子,从角落里拿出那个印花包袱布,里面十块光洋纤毫未损。我母亲很厉害,守她的财就像守她的身一样,守得铁紧。她遏制了自己的贪嘴,吃零食的习惯,每一文钱都花在节骨眼儿上。她多少次告诉我:好吃懒做的女人,下场往往很惨。她拿着沉甸甸的大洋进了布料店。她的对手是电影明星了,她不能在外貌上败给她。她一块块料子往自己身上比,最后选了块苹果绿的薄呢。她穿上苹果绿的半长大衣,剪了一排齐眉刘海,在下午六点来到刘先生办公室楼下。 她看见刘先生走了出来,便把手里的书打开,慢慢地边看边走。听到刘先生的嗓音唤她,她倏然从专注的阅读中冒出脸来,左顾右盼,像是没看见唤她的人就在三步之内。她从刘先生眼里知道自己对一切的设计都很奏效。 我母亲说:怎么这样巧? 刘先生说;要不要去我办公室坐坐? 这是你的办公室啊?好排场。 这楼是我父亲报馆的。 我母亲想,千万不能热乎,不能粘上他。别跟他上楼。 她说:我要去上课呢。 上课? 我在修会计课,还修了英文课。 根据她对刘先生的了解,我母亲晓得刘先生会喜欢一个好学上进的女孩。 他和她就在路灯初亮的马路上分了手。果不出我母亲所料,刘先生第二天便到她的亭子间来了。他和她交往上的锈迹,立刻被除去。她对他承认,她曾经瞒了自己年龄,她到现在也还不满十八岁。刘先生听了,显出很伤感的样子,伸一只手撸着她的头发:这是个多么洁身自好、意志如钢的孩子。我母亲讲到应家三十几口为守着五百两黄金,外面的生意、学业,样样可以丢弃;他们让她一天也不愿多忍,宁愿冒受穷挨饿的危险独自闯荡,她以那种孩子式单纯直接的语言讲述,而刘先生却慢慢流下眼泪。他抱住她,说:和你相比,那些女人多么低贱。多么没有尊严。我母亲明白他指的是成了明星的魏小姐。 刘先生买了钻戒,打算向我母亲求婚时,解放军大队人马开进了上海。我母亲被夜校的女同学拽上街去,看这支穿上布军服生着农民面孔的队伍浩荡进城。我母亲对我说:开始你觉得这支军队很奇怪,像是走错了地方,但是过了一会儿,你就觉得,这支军队有种气势,有股劲头;任何军队都没有。我母亲在叙述这一段时,眼睛像在看电影:在队伍里一位长官不苟言笑地坐在马背上。学生们在街道两侧打着腰鼓。一只腰鼓槌儿不知怎样就飞起来,飞到那位长官头上。长官眼都没眨。然后他跳下马,拾起鼓槌儿,递给学生们。学生们既害怕又惊喜,竟没人伸手去接。大约有两三秒钟的僵局,一只细白的手伸出去,接住了鼓槌儿。那是我母亲的手,无名指上闪着钻石的光。 我母亲和长官的眼睛一下子撞在了一块儿。我母亲说:那一下子,你突然明白什么是男人。 “让我们看看……你父亲最高的职位……相当一个美国的州务卿?”便衣福茨从卷宗里抬起眼。他眼睛总是比我印象中的要大,里面两江海蓝的无邪。 “大概是吧。” “你的母亲也是共产党员?” “是的。” “你们家只有你是非共产党员?” “所以我父母觉得我不孝顺。” “为什么?” “因为我要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就不必为我操那么多心了。”我父母从来不操我的心。他们眼中的我,生存能力像条蚂蟥,剁成几节,眨眼就能愈合如新。我母亲看着我,目光里总有潜台词:行,不比我当年差。当我二哥发现我和他的同学开始相互传递不明不白的诗歌时,他给了我一顿臭骂,中心内容是:你有一个男朋友了,干吗来招惹我的同学?最后他伸出食指点了我半晌,掂量他嘴里那句话是否太恶毒,他把那句恶毒的话压低好几个调,说: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这是脚踩两只船!!!没等我反应,母亲从浴室伸出满是肥皂沫的脸。她说:不脚踩两只船,她怎么比得出好坏?她这个年纪脚踩两只船怎么了,脚踩十只船也不过分。她眼睛给肥皂辣坏了,龇牙咧嘴地对我说:我当时要脚踩两只船踩长些时间,就不会受你爸蒙骗。 “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理查问。 “你父母呢?”我反问。 “他们离婚三十年了。” “我父母……”我懒得同这便衣解释什么叫“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什么是“相德以沫”。我只说:“他们是那种老式夫妇,离婚这样的词从来没进入过他们的意识。” “你的父亲,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批斗过?” “当然。”他有三年时间被非官方囚禁。母亲在那三年中突然变得极其沉默,眼睛失神却有种凄惨美丽的光亮,像是相思病患期的少女那样的目光。她的内心时光逆流,她回到了一九四九年初秋的那个傍晚。

我,又经历了一场别样的人生——那是上一代人的三角恋关系。

“没事。大概做父母都有这个毛病,吹嘘他们的孩子。不过我并没有吹嘘‘阳光灿烂’。她的确没有那些弃儿的毛病。好像她不怕得罪我们,甚至不感激我们救了她。” “你希望她感激吗?” “这不是我希望不希望的问题。是她非常、非常独特。你说呢?” “当然。”从五十年代中期,著名作家赛珍珠开始了这场拯救弃婴的神圣事业。她受不了美国士兵们打扫战场之后在无数韩国姑娘腹内留下种子,然后拍拍屁股回了美国。赛珍珠到处演讲,口干舌燥地动员人们掏腰包,给予千万个“蝴蝶夫人”一些关照。女作家已两鬓斑白,她将美国士兵们造的孽一一补偿,将他们留下的残局慢慢收拾,一直收拾到理查·福茨的小女儿“阳光灿烂”。白发苍苍的文学女泰斗伸出强壮的双臂,展开老祖母的拥抱,呼唤着:救救孩子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孩子!救救美国的孩子,救救美国良心!…… “‘阳光灿烂’不喜欢花,但很喜欢树叶、树枝;她也不爱玩具,但特别爱我的钥匙!你说她是不是很逗?” “很逗。” “我觉得非常幸运,能有这样的孩子,不过‘阳光灿烂’也很幸运,我们真心爱她。我已经开始为她储蓄她的教育经费了。你知道吗?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得二十多万!” “我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们又没在打扫战场的同时在无数女性体内继续兵力驻扎。 “我相信‘阳光灿烂’将来一定会让我骄傲,一定会……” “我也相信。” “真的?” “真的。” “谢谢你!” “哪里的话。” 便衣福茨变得很动情。他辛辛苦苦寻觅我的行踪,问候我的归来,准时给我打电话,就是要向我抒发他这番激情的,我甚至被他的激情感动了,因为我听出他动真格的了。虽然这激情和我无关,但我不忍提醒他。他这样一个整天忙着逮人忙着审讯的便衣也难得激情激情。我甚至在他话音中听出了诗意;他说韩国女婴的到来让他想到那个著名的圣经故事,他说世上多少美好善良浪漫的故事就始于这样一个躺在竹篮里的婴儿,顺水漂流,漂到幸运之岸。漂到美国之岸的女婴‘阳光灿烂’当然是幸中之幸者。我心想,真难为他了,整天操持的都是血淋淋的事务,倒还未泯一腔诗意。 我的现实如此地缺乏诗意。或说诗意对于我的现状毫不切题。我需要多挣一些钱,需要睡足觉,争取不拖欠房租,争取上课不打瞌睡。这时我听理查说:还有你。 我说:“啊?” 他说:“你也是个顺水漂来的孩子。漂过太平洋,漂到我们的海岸。” 他这样诗意真要我命。三十来岁的便衣福茨原来也可以满口文艺腔。 “对不起,我明天有课,今晚必须读完这本书。一千多页。” “什么书?” “索尔仁尼琴你知道吗?” “当然!” 他不大高兴我这么提问,似乎挺摔兑他。 “我正在读他的传记。” “他也是漂来漂去,终于漂到我们的岸。” “你是说索尔仁尼琴?” “你不同意我的比喻?” “同意,同意。”你那比喻是,偌大个索尔仁尼琴被盛在竹篮里,随波漂流。这个喻象可不怎么样,比较恐怖。而且巨大的婴儿一从竹篮里站起就骂美国的大街。 “对了,下次我想听听你谈谈你的父亲。” “好的。”不过我真想跟人讲的,或写的,是我的母亲。她从家里出逃,去拼打男人们的天下时,还不足十六岁。你怎么一字不问我这了不起的母亲?…… 躺在床上,我一遍遍回忆我上次讲了哪些有关我父亲的话。不能说错一句,错了一句就会被认为是谎言。我看着外面的路灯从百叶窗缝进来,把完整的黑暗拉成一丝一丝。牧师夫妇开始做爱了,他们逐渐调整了方式,为了我好,他们现在闷声不响地作乐,在黑暗中不分你我,仅是地板的微微颤悠传到墙这边来了。黑暗似乎应去了一墙之隔,他们把我容纳到他们健康、年轻的夜晚活动中去了。 我快要在别人的节奏中睡去时,主卧室的门打开,先是牧师进了浴室,然后,是他年轻的妻子。水声飞溅,如同年轻的笑声。不知我母亲最初热恋我父亲的时候,是否对做爱有过如此的兴趣…… 我母亲从芦苇遮蔽的小路一步登上两丈宽的大路,回过头。伏摇的芦苇已愈合如初,不再有退路可走。除了我之外,母亲村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找到应家三小姐的下落。十六岁的母亲从来零嘴不断,出村子前还在杂货店买了一包梅子。出了村,又叫住一个卖熟老菱的,用她的绣花手绢兜了一斤老菱。我知道,只要顺着小路上的菱角壳、梅子核寻下去,便能找回秘密出逃的母亲。 母亲从来没走过这么长的路。要不是她准备了充足的零嘴一路给她打岔,先是走这段路的无趣,也会烦得她受不了,到不了路的三分之一,她便会对自己说:算了算了。她这时找了块土包,把原本包菱角的绣花手绢铺上去,这才提一提旗袍,坐了下去。她穿着棉纱长筒袜,没有城里少奶奶的丝袜那样薄,也是精纱细纺的。走了十多里地;母亲感觉袜子从膝盖褪到小腿,又从小腿褪到脚踝,绝大部分的路途,她是把两条长筒袜踩在脚心走过来的。若没有零嘴分她的神,母亲不可能受得住缩成两团,硌得要命的长筒袜。 母亲把长袜子从脚板下面一路拉上来,拉得平整光润,她心里一阵难以言喻的好受。她眼睛向路西头望着,手把鞋子提起,仔细倒尽里面的沙土、草根。然后她从随身挎来的蓝色印花包袱里,拿出一块光洋。余下的她还有九块光洋,它们都去了之后她靠什么吃饭,她是不去想的。我母亲主意很大,九块光洋之后的日子她肯定过得下去,并过得不差。 路的西头来了辆汽车。车顶上绑着四五个皮箱,十多个铺盖卷。车子蓬头垢面,四个轮子上肥厚一层泥土因而使它们看去肿胀、笨拙。我母亲朝它挥一下胳膊,汽车在她面前停下。她回身弯腰,去拾那条垫在土包上的绣花手绢。我知道母亲在无论多么十万火急的情况下,都不会脑子一热丢失一条手绢或一个发卡。她问五十多岁的司机:老师傅您可是去南京啊?老师傅说:是啊,你打票没有?母亲松开五个手指,下巴一偏,掌心上是一块光洋:老师傅,这个够不够我打票啊?司机说:这么大的钱我到哪里去给你找钱?你没有零钱吗?母亲摇头笑笑。车上个个人都在睡觉,这时有两个人醒了,看见有人在钱上作了难,便立刻眼一闭,心想,等他俩扯皮扯完了我再醒吧。 老师傅说:那就对不住了,小妹妹,你走到县城去搭车吧。 我母亲说:有多远啊? 老师傅说:三十来里地。 他这样讲的时候脸上那点儿不忍马上被母亲抓住。她说:老师傅,你看太阳都偏西了,你舍得我一个人走三十来里地呀? 老师傅看着这个俊秀的女孩,他是舍不得的。他说:回头到了南京,你补张票吧。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到了南京,我买鼓楼的臭豆腐请你吃! 老师傅笑得呵呵的。车就开上路了。他朝一个空座也没有的车厢喊:大家挤挤睡啦,给这位小妹妹腾点地方坐!他喊了三遍,谁也不肯醒。他便拿了个铅桶,底朝天搁在凸突的引擎旁,又把自己一个烂棉袄铺到错桶底上。我母亲坐了下来,把那块光洋仔细塞回包袱。她知道搭这趟车她一文钱不必花了,老司机方才叫她补票的话,是讲给全车人听的,是向他们表白,对这个乖巧漂亮的小姑娘,他毫无偏心眼儿的。 我母亲并不多话,只是有问必答。 老司机问:是在南京读女子中学啊? 我母亲说:是的。 我晓得母亲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四年私塾。她在最初闯荡世界的时候,不讲实话,我完全赞同。我母亲真是个聪明过人的少女,她表现出的大方,沉着,让人相信她慢说熟知南京,就连上海十里洋场都不在她话下。我认为她身上推一的可疑之处是那个乡气十足的印花包袱。然而老司机只觉得那小包袱有点塌这女孩的台。 老司机说:你是来走亲戚? 是的。 老司机从头一眼看见这女孩,心里就在骂她的父母:这样一个女孩,怎么就舍得放她到乡间村野来。碰不上土匪碰上人拐子,那不可惜她的知书达理、上好家教?她穿一件浅蓝布旗袍,黑布鞋,两根辫子绾成两个圈,城里女学生要不剪短发,一般都梳这种辫子。 老司机说:家住哪里呀? 我母亲说:鼓楼。 她就知道一个鼓楼,一个夫子庙。夫子庙给日本人烧了,她是晓得的。所以对于她南京也就只剩了鼓楼。 老司机说:家里老人都好吧? 都好。 我母亲心想,就因为老人们个个都好,都太硬朗,我才不要这个家了。四代人三十来口,挤在一个姓氏下,困于一座大屋中。一顿饭要从上午八点做到中午十二点,每个人才有希望吃饱。一个老虎灶的烟囱要不断冒烟,每个人才洗得上澡。我母亲的一个姐姐妹出去了,一个嫂嫂娶进来了。两个不比她年长多少的女子就变得隔了代一样老,接着就挺起了大肚皮,接着就当着一大家子敞开怀拽出长形的xx子,塞到小毛头嘴里。我母亲觉得她们眨眼间变形的长形xx子是她头一个不想要的。好好的xx子说变就变,变得那么丑,连她们大敞着怀也无妨了。我母亲在她的姐姐和嫂嫂又呆又直的目光里,看见她们的满足:那种对自己的未来完全熟知的满足。她们的未来就像通往井台的那条小路,一共两个弯,三个坎,四个台阶,她们闭着眼都走不错。这是令她们踏实的好事,令她们两眼瞪着二尺远的一处空白心里一个心思也没有;偶然有的个把心思,无非是一个成色好的玉镯,一块杭州绸料,一条南京来的云片糕。等她们把孩子从胸前换到背后,她们便再次大起肚皮来。 我母亲第二个不要的,就是她们的杭州绸缎小褂,她们的玉镯,以及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相好。她们的丈夫和相好在我母亲眼里都毫无区别:梳着分头,穿着长衫或短衫,聊天的时候总是每隔几分钟往地上啐一口唾沫。他们还是能让女人们有面子的男人,不必做下田的泥腿子,顶多押车到县城去卖卖茶叶或蚕茧或挂面。 按主次排下去,我母亲对应家大瓦屋中每样东西都摇头撇嘴,实在看不上。惟有一桩东西,是她在半年前打算离家出走才决定不要的。那是五百两黄金,是应家的头一任家长留下的。那位祖爷爷和我母亲隔着四代,据说没任何人知道他从事什么挣下了家业和那五百两黄金。村里的老人们有见过他到来的模样,他一身洋服很像是借别人的,完全不合身。还戴个不伦不类的礼帽。老人们说他来了不久就买下田亩,盖起房子。应家的人都听我母亲的祖父说,祖爷爷一训话就说他的五百两黄金将落到哪个儿孙手里,要看这些儿孙的出息,更要看他们的孝敬程度。直到祖爷爷咽气,儿孙们没有对他回过嘴的。但祖爷爷咽气是他独自咽的,一早起来儿孙们发现老头儿在自己床上谁也没惊动地走了许久了。他从来没告诉任何一个儿孙,五百两黄金存放在何处。因此,孝期一完,大家便悄悄地行动起来。翻箱倒柜,一寸一寸地敲墙;一块一块撬铺地青砖。三年后,大家意识到悄悄分头去寻找,是分散智力,不如让聪明搭起伙来。果然进展出现了:在祖爷爷床板的背面,钉着一个木匣,打开,里面有些洋钞票,还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祖爷爷很年轻,和七八个年轻男人站在一起。那些年轻男人都穿着不合体的洋服,全戴不伦不类的礼帽。应家儿孙们把洋钞票拿到县城银行,鉴定下来说是美国钞票,数额小得不够他们一行人的盘缠。 那以后应家子孙没有往外搬的,女儿们嫁出门,也常常回来,看看五百两黄金是否有了线索。阴阳先生请了四个,按他们的招数抽干过渠和井,应家的大鱼塘也弄了几回底朝天,一两黄金也没找见。 我母亲是应家头一个想开的人。她在某一天突然看见三十多口人的一家子全是眼神呆滞,心不在焉,满脸的无所事事,她想,他们此生就剩了一件事的盼头了,就是等着五百两黄金被发现的那一天。我知道我母亲从来就看不起这家里的任何一位男女老少,而她从来没像那个瞬间一样感到恶心。

翰尼格教授把我的申请信和我的成绩单摆在系主任面前,又把他亲自起草,精心修改的两页纸的推荐信展开,搁在那张黑色的大办公桌上。系主任读着,一面听翰尼格讲述我即将喝西北风的经济绝境,那个厌倦的笑容消失了。系主任的表情凝重起来,满头残存的银发间隙中,露出赤裸的头颅,表层有点湿意。震惊使系主任竟出了微汗。他始终是美国的公众良知的象征,对贫苦阶级和第三世界有着丰富的同情。他在五十年代遭到右翼的政治迫害,受到FBI的审讯,书稿被查抄。因而在他听说就在他的系里,竟存在着一个我这样的赤贫阶级和第三世界,他“噌”地把皮转椅转向窗外。他受到震惊往往就这样,“噌”地一拧身子,让皮转椅载他去看芝加哥铅一样沉重的天空以及它下面的芸芸众生。在系主任七十岁的视野中,在他愤世嫉俗的心情里(就像他刚听到一个有关我的贫穷生活感到的愤世嫉俗心情)芝加哥的市容陡然变得满目疮痍;尤其正对着他窗口的一座世纪初的建筑,它背面荒凉得令他想到舞台景片的背后——那是永远不打算示人的一个剖层。系主任在这时会蹙起浓眉,他的长眉须微妙地抽搐,他这副面容使他酷像白求恩。 翰尼格等他把转椅再转回来。一般他转回来时心情会好一些。他毕竟还有一点权力对窗外千疮百孔的芝加哥和由此延伸的全人类做点什么。他至少可以消减他系里这份赤贫。然后他抽出老式派克笔,在我的奖学金申请表上签上名。他那白求恩胸怀至少可以在我这里具体化。这时他见翰尼格脸上出现欣慰,他也感到十分欣慰。八十年前,那个写侦探小说写得吃穿不愁的威廉姆·福克在临终前将一笔不大的遗产捐到这个系来,他在遗嘱里阐明他的钱只由这个系自己支配,接济天分不坏的贫穷学生。系主任庆幸系里一任又一任系主任的顽韧,怎样也没让钱落到学校的魔爪里。因而他可以有最高权威来救助我这样的人。 我在听见翰尼格说“你放心”时,就完全能想象出以上的画面。此刻我走出翰尼格的办公室,就像四十多年前我母亲走出李师长的居处,心里有种惨烈的美感。 我母亲名字叫恬菁。因为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名就是菁妹。我父亲几十年一直叫她小殷。 我在美国着陆时,来洛杉矶机场接我的是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他看上去只有五十几岁,长着女性的细皮嫩肉,眼镜是三十年代的式样,金丝框架。头发黑黑的背向脑后,也是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发式。我当然知道他头发的颜色是假的,他长相年轻有一部分也归结到他的眼镜上,那种极淡的茶色遮去了眼睛周围的皱纹。 这是个只差一毫米就做了我父亲的人。他是和我父亲暗中较量过好一阵的刘先生。刘先生是除了殷家人之外惟一叫我母亲菁妹的人。我设想母亲的细皮嫩肉再加上刘先生的细皮嫩肉,出来的我不知会什么样。说不定挺恐怖,想想看,那么半实半虚的一具人体。很可能就不会有我了。没有我可能会让今天许多人失望,会让牧师夫妇有一份施舍心而无处去施舍。会让FBI缺乏一点事干。会让一切有心救援我的人都添一点儿空虚。 刘先生住在一所巨大的房子里,花园修得整齐,游泳池里一片枯树叶也没有。刘先生的老伴去世有五年了,把原本很大的空间腾得更大更空。倒时差的当夜我在凌晨醒来,以我母亲的目光打量这原本该盛着她的豪宅。我完全没有了白天和刘先生在一块儿的局促,放手放脚地在冰箱里翻东西吃喝。冰箱是不锈钢面的,有种富人低调的朴素。它大得足够刘先生去开一个肉铺子。我从里面找到一盒未启封的咖啡冰淇淋,搬出来挖下一大块。又找到一包蜜汁火腿,用刀切下几条。然后我端着盘子走到巨大的起居室,把电视打开。我四仰八叉地半躺在皮沙发里。得为母亲享受享受,为我母亲把这么好的冰淇淋吃够本。 然后我发现地上摆了一摞相簿,茶几上搁着一个鸡尾酒浅漏斗形的杯子,里面只剩了个酒底。这些相片簿的深处,藏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我年轻的母亲。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刘先生反剪双手在我母亲住的那条弄堂里踱步。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进弄堂。弄堂两边每个窗子都开了条缝,看那辆解放军的车里钻出始终讨他们欢喜的少女。少女虽然讲话带江北口音,但气韵却是寄宿女校好学生的。她似乎张张口便会出来一句英文或法文。他们中有很少的人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他们从她房东的老妈子那里听到她的名字叫恬菁,姓殷。起初他们弄不清是哪个“恬”哪个“菁”,但几次有人见她从自己亭子间伸出一根竹竿。搭在上面的总是一件白布围单,腰间打褶子,肩上背两根带荷叶边背带那种洋娃娃穿的围单。她的胸前绣了个红十宇和蓝色的姓名“殷恬菁”。蓝色名字招展在早晨太阳光里,楼下的人也看得清楚。跟白围单晾在一根竹竿上有一个口罩,一顶白色小帽,一双白帆布鞋,一双白细纱长筒袜。所有物件都像殷恬菁这个蓝色名字似的,素素的很卫生。解放军吉普车如同解放这条小弄堂一样,轰轰烈烈从一户户小门前开过。 在窗子里的人们就说:解放军车子停了!解放军车子停了!过两秒钟,便又说:殷恬菁下车了!殷恬菁做了解放吉普女郎!…… 人们在窗子后面应该能清清楚楚看见背着手站在路灯下的刘先生。他给吉普车让路,眼睛在金丝眼镜后面眯起,躲避着刺眼的灯光。但弄堂两侧的窗内,没一个人看见刘先生的。一旦人们认为谁不重要,可以从注意力中模糊掉,那个人便真的可以像此刻的刘先生那样被模糊掉了。刘先生蛮大一个人竟被溶解在人们广漠辽阔的无知觉里。 他在人们把侦察火力都集中在殷恬菁身上时,从西服裤袋里掏出一方洁白的手绢,佝下身来擦拭吉普车轮溅到他皮鞋上的泥水。他从稍低的位置抬脸来看少女在司机替她拉开车门后轻盈地下车,动作流畅地顺手一揣旗袍的前摆,顺着这动势直起身向司机道了谢,再顺着同一股惯性向已转身向车的另一侧绕去的司机扬了扬手,收回的手又去一撩面颊上的短发。刘先生手捏着擦皮鞋的白手帕定身在那里:她这一连串动作是流淌的波纹,中间没有一丝断裂。一个好动而动作雅致的青春躯体;她这时的好看成了一股疼痛让刘先生险些发出呻吟。 他看见她身上裹了件军用雨衣,尺码过分大,看起来她像是穿了一顶军用帐篷。假如刘先生知道邻居中有叫她“解放吉普女郎”的,他一定会认为这略带恶意的称呼很形象。她的确有了种曾经没有的气势,不是官太太的,比官太太高级许多的气势。刘先生找不出适当的词来形容这个英气勃勃的女郎。他善良懦弱的心里当然产生不出我这样的诠释:一个女仗男势的女子的气韵。我在我脑子里给我母亲下结论时,从来不给她留情面。 她开始在她那个勾针织出的镂花小包里摸索钥匙。小包里的东西太杂太碎:一个小粉盒,一管口红,一把小牛角梳,一捆织了一小截的银灰毛线衣,一个记英文单词的小本,四个用钢子弹壳做成的小笙(是李师长送她玩儿的),还有一小包松子糖。大概比这还多,但我不能—一数出来。她的手在里面翻来抄去,把零七八碎兜底抄起好几次,却找不着那把铜钥匙。 刘先生其实已经全都明白了。已经不必再去向她面对面讨实情。她才十九岁。十九岁的女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撒谎、在误人的事、在害人。你跟她较真儿;你为什么不干脆告诉我,你不想见我的原因是你看上了新政权的掌权人物?你为什么推三推四,害得我什么打算都不敢做,是去是留都无法决定?但她会清亮地看着你,眨动着无辜的睫毛,最多说一句:哎呀,都是我不好。 他本来想等她一进去就默默走开,从此走开。我一见刘先生就发现他是那种碰到争夺,或给谁伤了心就会默默走开的那种男人。是爱情悲剧中一个心碎的背影,一直在走开、走开;那背影上写着他一生一世的窝囊情债而他自我感觉相当凄美。他就是《白夜》里把心捧给娜斯金卡去碎的窝囊废。不过直到本世纪初,我们文学的多产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做这种窝囊废在舞文弄墨的男人们中挺时尚。一般是他们在理想中做心碎者,在现实中去弄碎别人的心,去搅和别人的恋爱,或去撬人家原本挺天衣无缝的婚姻。我无法知道刘先生是否搅过别人的好景。但我相信他绝不会缺德到亨利·米勒那程度,闹得不知多少夫妻间鸡飞狗跳。 刘先生叫了声“菁妹”。 殷恬菁回过头。刘先生原来也溶解在她广漠的无知觉中。他走到她面前,伸出右手,手上是一把铜钥匙。她曾为他配了这把钥匙,怕他在外面等她受冷或受热。他们疏远后他便再也没有用过这把钥匙,即便来看她,也是跟所有人一样按门铃。他刚才见她翻天覆地在那小包里找钥匙,心想,不如借这机会把钥匙还她吧。趁这样的机会俩人都会好受不少。 殷恬菁很惊喜地说:哎呀,你几时来的? 来了一会儿了。 她毫不露痕迹地捏起他掌心上的钥匙,一点感伤的时间都不给他。她说:我刚才还想,你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没淋到雨吧? 喏,我有伞。 要不要上来吃杯茶? 不要了。我还要回去理东西。 她没有问“理什么东西”之类的废话。刘先生心里又是一阵温热的遗憾:要是娶了这个姑娘,一生中要少说多少废话。她知道理东西便意味着他决意要走了,要凄美悲怆地做个忧郁骑士远走天涯了。 她说:真不要上来吗? 他说:不了。 他笑一下,心里又高贵又窝囊。他特别当心,不让一句话脱口而出。我现在才知道我有多爱你。像他这种才华平平的男人,真心话跟台词一般都分不清的。 她说:那也好,我送送你。 她和他慢慢走出弄堂。十一点的大马路,湿漉漉的地面反射着霓虹灯。她跟他轧着最后一段马路,他满心秋雨地想。 她问:船票订的是哪天的? 下星期五。 噢。那还有段时间。 他想,有段时间还够你再掂量掂量去留取舍?还是够你再伤我几天心?…… 他说:我的电唱机留给你了。回头我叫司机开车给你送来。 她没有接话。 他又说:还有不少书,不晓得你需不需要。 她说:别说这些事,跟一生一世不见了似的。 他心里说:可不是不见了吗。 他口上说:你的屋子太小,放不下那么多书的话,先放在魏小姐那里。 她点点头。原来他不带魏小姐一道走。 他又说:其它东西,不知你还需要什么。 我不需要什么。她的军用雨衣“哗啦哗啦”,走一步响一步。 我只管把我能想到的,你以后可能用得着的,都留下来。空了你去魏小姐家看看。他心想他怎么这么不浪漫,最后几句话就讲这些俗事俗物。 她说:我真的什么都不缺。 他说:俄国十月革命后,物质恐慌了那么多年。我去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时候,大家都是疯了一样抢购东西。一个人要是想买双过冬的靴子,他必须在夏天就去商店登记,冬天来了货如果他不及时去商店,那双靴子就是别人的了。粮食更是缺得厉害。我是怕你吃苦头。 她一阵想哭。她非常舍不得他。她的勇敢沉稳,在大上海没慌过没感到心里无底过,说到底,是因为大上海存在这个刘先生。 她说:你出国样样要从头来,要比我难,东西能变卖的,就卖掉,多折些钱,胆子不是壮些? 他也一阵想哭。她这样好的姑娘,懂事周全,通情达理,他此生不会再碰到了。 菁妹,你还是同我一起去美国吧。

故事精彩,情节细腻,他们的爱情让我久久留恋旧日,心思都停在他们的好时光中。

刚刚合上严歌苓的小说《无出路咖啡屋》,读完最后一页,我的心早已不再平静,此刻,我不想去拜访度娘,去了解小说背景,因为思绪催促着我写下这个故事,复述一段横跨四十年的爱情。

我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来讲述这个有关于“我”的母亲、李师长、刘先生的匆匆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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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4166.com,母亲站在灶房间里,灶上在蒸银耳,她听着自己的念头在温火上咕噜咕噜作响,不紧不慢地嘟囔着:他俩你更爱谁?

这一年,母亲十九岁,她的生命中同时存在两个优秀的男人:一位是年轻有为的首长,打仗勇猛,从来没负过伤,士兵们称呼他“李师长”;一位是为电影写剧本的编剧,因影片热卖,摇身变成了电影厂的股东兼副厂长。

而这一天,具体说是,从此刻算起,三个小时后,她要以未婚妻的身份随刘先生去美国了,刘先生正在来接她一起去机场的路上,两只帆布箱子还搁在亭子间门口。

此时李师长前来拜访,她知道李师长并不是顺路,定是另有心意,专程来的,他刚才说要同她一道搬家,意思是他想和她要有个共同的家。

这是母亲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岔路口,她借着给李师长泡茶的机会,好好捋一捋思绪,去做一个瞬间局外人来看看怎么处理这个三角关系。

一面是脑海里好莱坞华丽的布景,一面是高级军官太太,她当然想去美国,但她也发现她的心在偏向这个当兵的。

母亲闺名曰殷恬菁,李师长叫她小菁或小鬼,刘先生叫她菁妹。

她是村里殷家的三小姐,物质条件令村里人羡慕,但她却逃跑了,离开了殷家逃往南京。

她放弃了大家族的庇护,不是她傻,而是她太聪明了,想得开,小小年纪就看透了殷家三十几口人的麻木和愚蠢,他们守着一个不知是否真实的家族秘密——五百两黄金的家产,外面的生意、学业,他们样样都可以丢掉,似乎人生只剩下这一件事的盼头。

她出逃到了南京便遇到了刘先生,又随着他们一行人来到上海,就这样,我的母亲背着一个小包袱直闯了大上海,并在那里扎下了根。

母亲的智慧和她那不让人讨厌的世故让她战胜了刘先生身边的大明星魏小姐,也征服了铁血硬汉李师长,两个男人为她倾心,刘先生愿意带她越洋发展,李师长愿意为她离开乡下妻儿。

四十年后,刘先生说:“菁妹,你不在的时候,我觉得魏小姐人也不错,长相也好看;你一来,他就不能看了。”

“我写的女主角都是我脑子里的菁妹,菁妹来演,这个戏一定好看,不过,我没有这么大方,让菁妹演了女主角,她不就和魏小姐一样了吗?那观众有了女主角,我就没了菁妹。”

四十年前,李师长说:“我当年为她掉脑袋都愿意啊!”

这就是我的母亲和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

十九岁的那一天,人生重要的一天,她唯一一次把自己交给了荷尔蒙,真正不计代价地爱她唯一的男人,就是我的父亲。

那天刘先生来了,看到细小的弄堂里停着那辆解放军吉普车,他要去找他的菁妹,带她远走高飞,可士兵的无情拦下和他的心知肚明,让他带着心碎默默离开。

他只身飞往美国,带着心上的疼,或许那是一种迟钝和麻木,而这个伤疤迟迟未好,直到碰到了他的妻子,才开始消退。

没错,李师长就在这天正式开始做我的父亲,当然,他在当天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首先做了我大哥的父亲。

四十年后,我来到美国,结识了刘先生,知道他一直在为当年的不辞而别内疚着,他痛恨自己的懦弱,没能将菁妹从当兵的手里夺回,其实,他不知,那是母亲美丽的谎言。

刘先生的妻子已去世,我照料着生病的他,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连最基本的词语都不会说,但依然记得他的菁妹,他说:“菁妹,你不会和别人结婚了吧?”

我微笑着,使劲地摇头。不用镜子,我也知道,我就是十九岁的殷恬菁。

一颗泪从他脸上流下来,一颗滴穿了四十多年岁月的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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