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蠹蛾的道路,旁边桌子上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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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想买点什么?”每个人走进这家小店时,女店员都会这么问。她辨识每一个顾客,不放过每一个进出。她微笑,但是眼角依然是尖尖的。她的帮工是一个铃,形状是一头带着细细的金属铃舌的狗。只要一有人踏上门槛,它就会发出响声,将它发出声响的部位撞在客人的额头上。我穿过小店,仿佛每走一步都会穿过一扇玻璃门。我在留神我自己。我的手指伸出去抓了一样东西,因为女店员在注视我。这是一种强迫,强迫我有什么愿望。由于铃的发声部位就在我的额头上,所以从一开始起,这就是一个哽喉的愿望。我必须为进店说明原因,否则那个铃就会把这事闹成一个丑闻。手的动作变得小心翼翼。手指弯曲时,皮肤变得苍老。我吃不准手是不是干净。店铺很小,女店员尖眼眶里的眼珠很白。有一瞬间我在想:“从被毁灭了的小地方来的人,他们的手不可能是干净的。”这和洗没洗手没有关系。一个经历了数十年苦难,而且和周围的一切以及所有人一样,从中挺了过来的人,肯定会蹭到脏东西。他头上太阳穴后面的那些粘兮兮的东西还没有滴干。他头颅里装的是一条条伤心的和被侵蚀的肮脏。必须把这些肮脏亮出来,就如同一个苹果从中间切成两半后必然会亮出蚜虫啃噬的路径一样。恰恰是在一个小小的店铺里,在因东西不多彼此能保持间距而形成的通透中,人的大脑必须亮出苹果蚜虫的啃噬路径。特别是在一切都受到精心呵护却仍然得不到一点保护的地方,特别是在人们必须以个体的人的形式出现的地方,我会因为憋闷而情不自禁地想到手指上的肮脏。在一个灾难已经发展成举目皆是的土地上,一个人,一个个体的人是不会受到关注的。在这片土地上,在人的生命中,一个人什么也不是。若干年后,当眼睛和头脑迷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一个人就连在自己的生命中也什么都不是了。在一片贫穷的土地上,求死的规模是很大的,而且大到和死的可能性一样大。死是小事,频繁得甚至都无法把握,是偶然。放眼望去,原因到处都有。谁如果去想,不幸不可能开始,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结束。谁听到别人的死亡能把自己排除在外。谁不会想到时间长了这事也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是一个人的生命不可能长到经历那么许多,因此有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人们可以知道得非常清楚,因为人们看到的是它们赤裸裸的状态。这很容易让人沮丧。如果不幸像粘兮兮的脏东西那样垂挂在太阳穴的后面,那么人们也就是它们的一部分,不幸的一部分。贫困像有愧的良心,像债务,始终无法消除。我在试穿衣服,因为这一切我都是在营业员的眼睛跟前想的。我脱下我的外衣。一件外衣挂在我旁边的衣架上,不属于我的外衣,不是我想要买的外衣。我解开它的扣子,迅速解开一个又一个扣子,因为我知道,我现在不能思考:扣子如同眼睛。我禁止我思考,因为这个小小店铺里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做好准备让我去思考眼睛。女店员的脸出现在我身后的镜子里。“是同胞吧。”她问,“您是法国人。”我答:“我是罗马尼亚人。”她在镜子里撩开耳朵前的一缕头发。“没关系,”她说,“只要您喜欢这儿就好。”那件带着陌生扣子的外衣重又挂在衣架上了。营业员用轻巧的手竖起自己的衣领,因为我出去的时候,门会打开,冷空气会进来。我是罗马尼亚人,这对她说明不了什么,但是已经足够让她不要对我有什么指望了。她也是好意。在街上我想到了超市。我,我知道这是在回家的路上,走进一家超市,在敞开的大门前,一箱子拖鞋放在街上已经有几个星期了。它们的鞋底看上去就像是从拖拉机的轮胎上切下来的。超市里的音乐很吵。如果在小店人们是因为受到门口那个铃铛的逼迫,不得不以个体的人的形式出现,那么在超市,人们则是受到音乐的逼迫,以相互关联的形式出现,走走,看看,试试。试衣间的镜子拒绝提供个别人像。保持人们彼此之间距离的是买东西的愿望,而不是必要。收银员不看任何人的脸。她敲进价格,满足于各个数字,然后钞票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好像东西不值钱。客人就是买东西的人。他们的眼睛显示出一种和最便宜的价格不相一致的东西:没有钱的人,就连小钱都会在他的额头里扯下一个大账单。超市里有些东西我熟悉。在大量的商品中,有一样东西我是通过一个贫穷国家的一无所有认识的:贫困。在禁止美丽的悲哀的堆积中,贫困是一种延伸。它开始于各个面孔的阴影中,用需要取代愿望。这便是富裕社会的边缘。也许富裕是一个圆圈。边缘就是圆圈的周长。它比圆心大。

www.4166.com,在火车已开走和还没来的这段时间,我坐在维也纳的车站咖啡店。为了不去考虑自己的怠倦,我观察游人。独自坐在桌边的人我观察得最久。也许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在他们身上看出了那些因风景的轮回、车厢里的空气、高速的颠簸和呼啸而产生的怠倦。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男人的身上:看他如何撑住自己的脑袋,胳膊肘撑在桌子上,额头倚在手掌心中,看他托着咖啡杯,还有他在桌子下面的两只脚,他的头发,他的耳垂,还有他的衬衣,西服,他脚踝上的短袜。这个男人身上陌生得让我觉得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并不是那一样样东西,令我的太阳穴一阵阵发热的是这一样样东西彼此所产生的关系:手表和短袜,额头上的手掌和衬衣的领子,衣服上的扣子和咖啡杯的沿儿,分头的发路和鞋子的后跟。就在我的太阳穴在耳朵里咚咚作响时,喇叭播报前往布加勒斯特的火车进站了。那个男人站起身,走了。扩音器里的声音告诉我我看见了什么:那个男人来自罗马尼亚。我眼前的一切如同一丝微光,如同无数的东西纠缠在一起:那人身上维系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完完整整的国家,一个我所熟悉的国家刚才就坐在旁边的桌子上。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说不清楚怎么认出来的,靠什么认出来的,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心中产生了一种躁动,一个念头,要走到那个男人跟前,对他说上一句话,然后立即离开,再也不回头。这个躁动从何而来,这个念头从何而来。还有那种突然产生的感觉:我不愿再坐在我的躯体中,不愿再从我的躯体向外看,不愿再带着我的躯体继续旅行,这种感觉从何而来。还有那道缝,如同远和近相互扭打,扯出来的缝。当年我离开罗马尼亚时,把那次离开形容成是“换地方”。我要防止自己使用各种情绪化的词语。我从来没有把“故乡”和“思乡”的概念用在我自己的身上。当我在街上偶然听到身边有陌生人讲罗马尼亚语时,我的呼吸会变得急促,但是这不是思乡,也不是那种受到禁止和压抑的、隐藏的思乡。我找不到形容它的词:这就好比一种恐惧,一个人曾经是这么一个人,但是却又不认识这个人。或者另外一种恐惧:一个人是这么一个人,但是从外形上却永远看不见这个人。又或者另外一种恐惧:一个人有可能变成这么一个人,只因他和某个其他人完全一样,于是便把那个人消灭掉。我或许会在某些时候,或者在一次半梦半醒的夜间觉得罗马尼亚生疏了。这是一种恐惧。我知道,这个恐惧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它实实在在存在着,就如同在下楼梯的过程中,害怕在两步之间忘记了怎么走路的那种恐惧实实在在存在着一样。在我去过的那些地方,我不可能笼统的陌生,同样我也不可能同时对所有的事物陌生。我的陌生,其他人也是这样,是对单个事物的陌生。人不可能是地方的一部分。不论命运怎么安排,人不可能说自己的家在石头中,在木头中,因为人不是由石头和木头组成的。如果这是一种不幸的话,只能说陌生是一种不幸。仅此而已。在商业街房顶的最高处有一个钟,它有两个指针,一个钟摆,但是没有表盘。钟的后面是空荡荡的天空。我向上望去,每次都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喉咙上感受到了时间。那个钟走的和我的手表不是一个时间。它显示的是早已经过去的时间——已经好几年前的时间。天上那个钟的时间是地下的时间。我每次都用这个钟的时间想象那些永无归属的人的时间。旁边桌子上的国家在我的眼角抽动了一下。1990年10月

苹果蠹蛾的道路没关系,没关系,我对我说,没关系。——维涅狄克特埃洛费耶夫苹果蠹蛾的道路一只蚂蚁在抬一只死苍蝇。它不看路,将苍蝇掉了个过儿,然后爬了回去。苍蝇比蚂蚁的个头儿要大三倍。阿迪娜抽回胳膊肘儿,她不想封住苍蝇的路。阿迪娜的膝盖旁有一块沥青在闪亮,它在阳光下沸腾了。她用手沾了一下。手的后面顿时拉出一根沥青丝,在空气中变硬,折断。这只蚂蚁有一个大头针的头,太阳在里面根本没有地方燃烧。它在灼。蚂蚁糊涂了。它在爬,但是它没有生命。对眼睛来讲,它不是动物。市郊的草荚也像它一样在爬。苍蝇是有生命的,因为它要大三倍,而且被抬着。对眼睛来讲它是动物。克拉拉没有看苍蝇。太阳是一个火红的南瓜,很耀眼。克拉拉的大腿大大地叉开着,膝盖之间是她的两只手。小裤衩勒住大腿根的地方有xx毛。xx毛下面有一把剪刀,一卷白线,一个太阳镜和一个顶针。克拉拉在给自己缝一件夏天穿的短外衣。针时隐时现,线脚在前进,去你妈的在冰上,克拉拉说,她舔去手指上的血。她在骂冰,在咒骂针、线、线团的妈妈。克拉拉骂人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有妈妈。针的妈妈是手指上正在出血的地方。针的妈妈是世界上最老的针,所有的针都是它生的。它在世界上所有缝纫的手上为它生出的所有的针寻找可以让针扎的手指。咒骂可以让世界变小,世界的上方悬挂着一个针块和一个血块。咒骂可以让线团的妈妈带着乱作一团的线窥视世界。天那么热,你还骂冰,阿迪娜说,而且克拉拉的颧骨在研磨,她的舌头在嘴巴里敲打。每当克拉拉咒骂的时候,她的脸上总会有皱纹,因为在咒骂中字字都是子弹,可以用嘴唇上的话语击中东西,也包括东西的妈妈。阿迪娜和克拉拉躺在被子上。阿迪娜身体赤裸,克拉拉只穿了一件游泳衣的小裤衩。咒骂是冷的,咒骂不需要大丽花,不需要面包、苹果,不需要夏天。它既不是用来闻的,也不是用来吃的。咒骂只是用来搅动漩涡和平躺的,用来短时间地暴怒和长时间地保持安静的。它把太阳穴的跳动沉入手腕中,将深沉的心跳提升到耳朵上。咒骂会升级,会令人窒息。如果咒骂中断了,那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被子在住宅楼的房顶上,房顶周围是一圈杨树,它们比城市所有的房顶都高,它们身着绿色的披挂。它们长叶子不是一片一片地长,而是满树满树地长。它们不沙沙响,而是飒飒响。杨树上满树的树叶像树枝一样竖着长,人们看不见木头。在什么都够不到的地方,杨树会切断炎热的空气。杨树是绿色的刀。如果阿迪娜看杨树看得时间太久了,杨树会把刀从脖颈的一侧转到另一侧。这个时候脖颈就会发晕。她的额头会感觉到,没有一个下午能支撑杨树那么长时间,哪怕只有一棵杨树,光线不急不忙地消失在晚间的工厂后面。晚上必须尽快到来,夜晚或许可以支撑杨树,因为人们看不见它们。在住宅楼之间,拍地毯拍碎了一天的时光,拍地毯声在房顶上回响,将拍打声相互交织,如同克拉拉在咒骂时将字词相互交织。把深沉的心跳提升到耳朵,这个拍地毯做不到。咒骂完后克拉拉累了。天空空荡荡的,弄得克拉拉的眼睛在光线的刺激下紧紧闭上,而阿迪娜的眼睛则睁得大大的,长时间地望着上方的空空荡荡。在上方,在绿色的刀够不到的地方,一根线从炎热的空气中绷到眼睛的里面。这根线悬挂着城市的分量。早晨,一个孩子在学校对阿迪娜说,今天的天空和往日不大一样。这个孩子和其他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总是非常安静。他的两只眼睛分得很开,太阳穴因此而显得狭长。孩子说,今天早晨妈妈四点就把我喊醒了,她把钥匙给我,因为她必须去火车站。她出门的时候,我跟着她走到家门口。走过院子的时候,我在我的肩膀上感觉到,天空今天非常近。我完全可以把身体靠在上面,但是我不想吓着妈妈。我独自一人从院子往回走时,发现石头子儿都是透明的。我加快脚步。在家门口,门变样了,木头空了。我其实还可以再睡三个钟头,孩子说,但是我睡不着了,我猛地从床上惊跳起来,尽管我根本没有睡着。也许我是睡着了,但是我的眼睛是睁着的。我梦见我躺在阳光下的水边,肚子上有一个气泡,我拉气泡的皮,没有感觉到疼痛,因为皮肤下面是石头。风在吹,把水提升到了空气中,但是这只是一块有褶皱的布,而不是水,下面也没有石头,布的下面放着的是肉。孩子说最后一句时把笑声带到了句子里,然后又带到了后面的沉寂中。他的牙齿有的发黑,剩下半颗,有的白白的,光滑滑的,像小砾石。孩子脸上呈现的年龄和他儿童的嗓音不相称。孩子的脸上有一股摆了很长时间变味的水果味。这是在脸上扑了厚厚的粉直到扑粉和皮肤一样枯萎的老女人的味道。这种女人站在镜子前双手颤抖,搽口红却捅到了牙齿,然后在镜子下面端详自己的手指头。指甲被锉过,上面有白色的晕圈。这个孩子在校园里和其他孩子在一起时,脸颊上的那块斑是孤独的爪子。它在扩展,因为有斜斜的光线落在杨树上。克拉拉睡着了。她远远地睡走了,她在阳光下的睡眠把阿迪娜丢成了独自的一人。夏日在拍打地毯中披上绿色的外壳。在杨树的飒飒声中,绿色的外壳是所有被遗忘的夏日。所有那些岁月,虽然还是孩子,虽然还在长大,但是仍然能感觉到,每一个日子到了晚上总会从边上掉下去。留着剪切成直角发型的孩童时光,城郊的干巴巴的泥巴,有轨电车后面的灰尘,人行道上挣面包钱的精疲力竭的高个子男人。城郊通过电线和管道同市区联挂在一起,还有一座没有河水的桥。城郊两头都是敞开的,墙也是敞开的,还有道路和树木。城市的有轨电车咔啦咔啦驶入城郊的一端,工厂将烟雾吹过那座没有河水的桥。下方有轨电车的咔啦咔啦和上方的烟雾有时是同一样东西。在城郊的另一端,农田在啃噬,带着萝卜叶子跑出很远的地方。在它们的身后,白色的墙在闪亮。在它们和手一般大小的地方有一个村子。有羊悬空飘浮在村子和没有河水的桥之间。它们不啃食萝卜叶子。田埂两旁长着杂草,它们趁着夏日还没有过去在啃噬田埂。然后它们就会出现在城市的面前,舔舐工厂的墙壁。工厂在没有河水的桥的前面和后面,工厂很大。墙壁的后面有奶牛和猪在嗷嗷叫。晚上,牛角和蹄子被焚烧,刺鼻的空气升腾进城郊。工厂是一个屠宰场。早晨,天还没亮,公鸡开始打鸣。它们走过灰色的内院,如同街上那些筋疲力尽的男人,它们的模样都是一样的。那些男人从终点站步行过桥。桥上,天空垂挂得很低。当天空呈现红色的时候,男人们的头发里便会冒出红色的冠子。城郊的理发师在给阿迪娜的爸爸剪头的时候说,对劳动英雄来讲,世上再也没有比鸡冠更好看的东西了。阿迪娜向理发师打听过鸡冠的事,因为他熟悉每一个人的头皮和旋儿。他回答说,旋儿在头发里面,而毛发在鸡的身上就是翅膀。因此阿迪娜知道,每一个筋疲力尽的男人在一生中都要飞过桥一次。但是什么时候飞,没有人知道。因为鸡曾经飞越过栅栏,飞之前,它们会在院内的空罐头盒里喝水。它们晚上在鞋盒子里过夜。当树木在夜里变凉的时候,猫会爬进那些鞋盒。终点站在城郊那边,比没有河水的桥还要远七十步。阿迪娜数过步数,因为街的这边是最后一站,对面是第一站。男人们在最后一站慢腾腾下车,女人们在第一站急匆匆上车。在上车前女人们会跑几步。她们头上有一大清早被压乱的头发,肩上有飞舞的拎包,她们的腋下有汗渍。汗渍常常已经干了,留下一道白色的边。机油和锈渍在女人的手指上啃噬指甲油。在赶有轨电车的时候,她们的眼睛和下巴之间已经流露出工厂的疲倦。当第一班有轨电车咔啦咔啦开过来时,阿迪娜会醒过来,在夏日的衣裙里感到寒冷。衣裙上的图案是树木,树冠朝下。女裁缝在做衣服时把布料弄颠倒了。女裁缝住的是一小套两居室,地面是有棱有角的,墙壁是潮湿的,到处都起鼓了。窗户对着内院。一个窗户上靠着一块铁皮牌子,上面写着前进合作社。女裁缝把她的房间称作是作坊。桌子上,床上,椅子上,箱子上,到处都是布料。地板和门槛上放的是布头。每一块料子上都别着一张写有姓名的纸条。床后面的一个木箱里放了一袋子布头。箱子上写有布头不可使用。女裁缝在一个小本子里找各个人的尺寸。多年的顾客属于老顾客。很少来、偶尔来、或者只来过一次的顾客属于过客。如果老顾客自己带衣料来,女裁缝不需要在小本上记他们的尺寸。有一个和男人一样筋疲力尽每天都到屠宰场上班的女人,女裁缝每次都记下她的尺寸。她把尺子衔在嘴里,说,你要做裙子,应当去找兽医。如果你一年夏天比一年夏天瘦,那我的小本子上就只剩下你的骨头了。这个女人一年中经常会给女裁缝带一部新本子来。本子的封面印有生产队记录簿字样,横栏的上面印有活重和宰杀后重量的字样。阿迪娜不能光脚在作坊走路。地上的废布料里有别针。只有女裁缝自己知道,怎么移动脚步才不会让针扎到。她一个星期会拿吸铁石在房间里爬一圈,于是所有别针就都会跳到她的手中。阿迪娜的妈妈在试衣时对女裁缝说过,树头冲下了,难道你没有看见你把布料缝反了吗。当时裁缝完全可以把布料再正过来,因为布料只是用白线临时缝了一下。裁缝嘴里含着两根别针,说,衣服重要的地方是前面和后面,拉链是在左边,从我这儿看,下面就是上面。她低头把脸俯在地上。母鸡都是这样看的,她说。还有侏儒,阿迪娜说。阿迪娜的妈妈透过窗户朝内院看去。

额头前的卷发报纸很粗糙,然而独裁者额头前的卷发却在纸头上有一道明亮的闪光。它抹了油,闪闪发亮。它是被压乱的头发。额头前的卷发很大,它把小一些的卷发全赶到独裁者的后脑勺上去了。它们被纸头吃掉了。粗糙的纸头上写着:人民可爱的儿子。闪亮的东西都在看。额头前的卷发在闪亮,它每天都在朝这个国家里面看去。独裁者的相框天天刊登在报纸上,篇幅有半张桌子那么大。额头卷发下面的脸如同阿迪娜手背朝下并排摆放的双手,她眼睛朝前看着前方的空空荡荡,把自己吐出的气息重又吸回去。独裁者眼睛的黑色如同阿迪娜的大拇指指甲,大拇指虽然弯曲着,但却什么也没拿。眼睛中的黑色每天都从报纸上朝这个国家的里面看去。视觉神经在这个国家里面漫游。城市和乡村,有时被驱赶到一起,有时被相互拉扯开,道路在农田迷途,在没有桥梁的沟渠,或者在树木前中断。树木在没有人栽种的地方窒息。狗四处乱窜。在没有房子的地方,它们已经忘记了怎么吠叫。它们失去了冬天的皮毛,然后又失去了夏天的皮毛,有的时候胆小,有的时候又出人意料地充满野性。它们害怕,因此在咬人之前,会在跑着穿过自己的额头时先踩到自己。那么人呢,在这个国家,眼睛的黑色中透射出的光线落下的地方,就是人们立足的地方,就是他们脚下的顺着喉咙笔直爬上来又顺着后背笔直爬下去的一方土地。咖啡馆也是铁的,还有公园,桌子,椅子,都是铁的。它们被弯曲成叶子和叶柄的形状,又白又薄如线一般。只有椅子,当人们抬椅子或推开椅子时,椅子非常沉重。但是人们只是用手指触碰椅子,眼睛却是看着河水,因为人们并没有期待去拿这块铁。咖啡馆旁边的那条路沿河而下,河水沿路而流。钓鱼的人站在河边。河水里也出现了那个东西,眼睛中的黑色。它在闪亮。闪亮的东西都在看。杨树在河边顺着台阶投下树影,在台阶的边角上破碎,但是却不沉下去。当有轨电车从桥上驶过,阴影会把小一些的阴影赶到河道里去,如同独裁者额头前的大卷发会把小一些的卷发全赶到后脑勺上去一样。杨树的光和杨树的影,直到全城都被条状的杨树掠到。石板,墙壁,草丛,水和长凳。河边没有人在行走,尽管这是夏季的一天,这有可能是一个在河边行走没有任何意义的夏季。钓鱼的人不相信被条状的杨树掠到夏天。他们知道,杨树的影子在下面和上面一样,刀。鱼不上钩,钓鱼的人说。如果有深暗的掠影从杨树上落到鱼竿上,他们会把鱼竿放在明亮的草地上,把鱼线扔进明亮的水域。一个妇人在河边的路上行走。她抱着一个扎起来的软垫,她用双手抱着它,直直地抱着它。风在背后吹打。也许软垫里包的是一个孩子,也许是一个裹在襁褓中的带着两个头睡觉的婴儿,两个头分别在绳子不是扎得很紧的两端。妇人的手臂是褐色的,她的小腿肚白得和软垫一般。一个钓鱼人在回头看她的小腿肚。她的臀部在摆动。钓鱼人的目光落到水中,因为倒立的杨树而显得疲倦和渺小。钓鱼人的眼睛能感觉出最细微的夜晚,它白天在鼻梁骨上蔓延。手指伸进裤子口袋,拿出一根香烟放进嘴里。嘴角有火苗闪亮,手变得大了起来,遮住火苗,起风了。钓鱼人从河里钓上来的有浸泡在水中的草,被咬碎的袜子,泡得肥大的内裤。一天中会有一次,当鱼竿变弯,鱼线被浸到河底,便会钓上一条滑溜溜的鱼,也有可能是一只死猫。鼻梁骨上最细微的夜晚什么都偷。如果有东西它不能偷,它便会禁止它。它禁止幸福,钓鱼的人说。被条状的杨树掠到的夏天会吞噬掉垂钓的幸福。杨树上挂着荚,既不是籽,也不是果实,而是给害虫、苍蝇和蚜虫的歪歪的顶针。它们从杨树上掉下来,爬过报纸。阿迪娜用指甲尖把害虫拨进独裁者额头前的卷发,苍蝇在耳廓上顺着头发爬,蚜虫感觉到了明晃晃的光亮,装起死来。女服务员放下托盘,看见了桌子上的脸,她的颧骨在撞击,她的耳朵在燃烧。她迅速转开视线,恐惧在太阳穴上绷上了一根青紫色的血管。她把杯子放在额头上,放在桌子上。果汁不浓,搅起了一道黄色的纹线,额头前的卷发出现在杯子里。阿迪娜用小勺戳,小勺在闪亮,果汁在闪亮,闪亮的东西都在看。额头里有一根热针,有轨电车在桥上行驶,催起了河水里的波浪。阿迪娜放下小勺,她不碰杯子,她的手就像小勺。阿迪娜在等克拉拉和保尔。她把头扭开。咖啡馆平平的屋顶后面是公园,再往后是尖形的房顶。这里是厂长的街道,专员的街道,市长的街道,秘密警察和军官的街道。静静的权力大街,连风都会为冒犯而感到害怕。它在飞的时候,不敢搅动。它如果发出扑啦扑啦的响声,那宁愿是折断了自己的肋骨,也不敢是折断了一根树枝。干枯的树叶在路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会立即在脚步后面掩盖住行走的痕迹。如果一个人在这儿行走,他不住在这里,也不属于这里,那他对这里的街道来讲就什么都不是。静静的权力大街笼罩在微风中。微风吹开公园里的枝杈,为了倾听而让枝杈长满树叶,为了踢踏踢踏的脚步而将道路延伸在河边,微风在河的两岸,在割过的草地里,令脚步垂直起放,令膝盖提到喉咙上。行人不想在这里引起注意,他们垂直地走,慢慢地走,他们同时也在跑,在脖子里火急火燎地跑。当行人走到桥上时,城市会用无忧无虑的嘈杂将他们掩盖。他们会松口气,有轨电车隆隆驶过,将额头和头发牵引出寂静。在这些房子和花园里从来看不见静静的大街的主人们。在冷杉树后面,在石头台阶上走动的是仆人。当仆人踏上草地时,他们会把内脏提到嗓子眼里,深怕折断青草。当他们修剪草地时,他们的眼白里会有一面镜子,镰刀和耙子会像剪刀和梳子一样在里面闪亮。仆人们不相信自己的皮肤,因为他们的手在抓握时会投下影子。他们的头颅知道,他们是带着脏兮兮的手出生在脏兮兮的街道。他们的手,即便在这寂静之中,也变不干净。只会变老。当仆人朝主子的冰箱里看时,他们的眼睛会感到惊恐,因为光线会以四方的形状落在他们的脚上。壁钟在滴答滴答走动,窗帘在鼓起,脸颊因为思考的东西感到寒意。肉包在玻璃纸里,玻璃纸上蒙了一层霜,白色的霜,如同石头,如同公园里的大理石。静静的街道的花园里没有戴帽子的花园小矮人。花园里竖立着的是悲伤的石头,赤裸的双脚一直赤到头脑。赤裸的狮子,白白的如同被雪覆盖的狗,赤裸的天使没有翅膀,如同被雪覆盖的小童。当霜冻在冬天从太阳身边转过,这里的雪也会发黄,折断,但是却不融化。仆人们住在房子下面的地下室。他们在睡梦中靠爬虫和老鼠比上面的地板更近。仆人们的男人走入了地下,仆人们的孩子在这里的房子中长大出去。仆人们都是寡妇。阿迪娜的学校有一个女教师,她是一个女佣的女儿。我妈妈在圆形花园后面的黄房子里当仆人,女教师对阿迪娜说。她站在河对岸,把食指举过头,指给阿迪娜看是哪座房子。她的眼睛麻木,也可能是僵硬,因为天气很冷,河水就在身旁。她在桥上哧哧笑,有轨电车驶过,压住了她的哧哧声。晚上,女佣的女儿说,主人会在天黑后回家,主人是一个军官,他天天在自由广场的军人俱乐部喝酒。晚上是路找到他,而不是他找到路。俱乐部的那些女服务员会在他走前把军帽反过来扣在他的头上。于是他在街上晃荡来晃荡去,会把帽舌晃荡到脖子里,直到回家的路找到他。每天晚上,女佣的女儿说,家里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多瑙河三角洲。大教堂的塔楼上钟声在敲响,女佣的女儿向上望去,笑,不停地笑,教堂的大钟挂在她的舌头上。阿迪娜在橱窗里再一次感觉到河水就在近旁。女佣的女儿弯下身,看鞋子的下面。鞋底出现在她的眼睛中。这种鞋跟儿我不喜欢,她说。她咧开嘴,说了声多瑙河三角洲,然后又回到军官的话题上。当军官在狮子之间走上台阶,他的太太能听到靴子拖地的声音。她对我妈妈说:多瑙河三角洲。我妈妈会从厨房拿一锅热水送到浴室。她把热水倒进地上的一个盆子里,然后再补一些凉水,直到盆子里的水和盆边一样齐,温度合适。军官的太太在过道等他。她不等钥匙在外面转动,自己从里面打开门。她从丈夫手中接过公文包,摘下他头上的帽子,说多瑙河三角洲。军官哼哼几声,点点头。他走到太太的身后,横穿房间走进浴室。太太已经坐在放下盖板的抽水马桶上。军官脱下靴子放在门前。太太说,把鸟掏出来。军官脱下军裤递给太太。她把裤子折叠整齐,搭在手臂上。他脱下内裤,叉开腿坐在盆沿儿上。然后双膝跪在盆里,看着镜子上面的蓝色瓷砖。他的xxxx耷拉在水里。如果睾丸沉进水里,他的太太会说,很好。如果睾丸漂在水上,太太会哭,会嚷嚷,你把自己全干空了,就连靴子都是软耷耷的。军官会把脸俯在膝盖之间,看着漂浮的睾丸,说,我发誓,亲爱的,我发誓。女佣的女儿朝在她大衣上擦过的光秃秃的灌木丛里看了一眼。他发誓什么,她说,我妈妈不知道,镜子上蒙了一层雾气,他在不停地重复他的发誓。太太已经不说话了,他却哭了起来。在他身上只是抱怨,在她身上就不仅只是抱怨了。我妈妈坐在客厅,坐在长长的桌子边上。她朝浴室里面看去,一直害羞到耳朵根子。她的双手颤抖,她把手藏在桌子下面。当我妈妈移动她的便鞋时,军官太太对妈妈说,蕾奴萨,别走。她对军官说,把鸟放进裤子里。军官站起身,穿上内裤。太太手臂担着军裤走过客厅,每走一步都要扶一下桌边,最后又扶了一下妈妈的肩头。她说,蕾奴萨,收拾一下。然后又像扶楼梯栏杆一样,扶着桌边走向卧室。军官拎着靴子跟在后面。女佣的女儿用嘴朝手心吹了一口热气。我的大衣没有口袋,她说,是他太太的。我妈妈收拾完浴室,啪嗒关上灯。本来我是不相信的,女佣的女儿说。她在大衣上搓着手指,用指甲敲击扣子,发出一种声响,石头碰撞石头的声响。我妈妈从来没撒过谎,女佣的女儿说。卧室里面,军官在打呼噜,他的太太在哼一支歌:玫瑰在山谷盛开遍四处美丽多美丽玫瑰在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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