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亚历山大【js3845金沙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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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如同一个比许多同龄人活得更长的老人会感到无限空寂一样,这天晚上科斯托格洛托夫在病房里已经觉得待不住了——“是时候了,我也该走了”,虽然没有一个床位是空着的,病房里还都住满了人,老问题又被当作新问题摆在他们面前:是不是癌?能不能治?有什么别的有效办法?傍晚,作为最后一个离开病房的人,瓦季姆也走了,因为胶体金已经送到,所以他被转到放射病室里去了。这样一来,病房里的老病号只剩下奥列格一人,他把一张张床位反复看遍,回想着每一张床最初住的是谁,先后死了多少人。不过数了数,死去的人似乎并不算多。病房里窒闷得很,外面又是那么暖和,所以科斯托格洛托夫睡前把一扇窗子打开了一道缝。春天的空气隔着窗台向他滚滚扑来。在医疗中心的围墙外,是一些小院落,那儿的房子又旧又矮,从这些小院落里也传来春天的活跃声息。由于隔着医疗中心的砖墙,这些小院落里的生活情景是看不见的,但此时可以清楚地听到各种声响——时而传来关门的声音,时而又传来喝斥孩子的声音;有醉汉的狂言乱语,有唱片的瓮鸣;而熄灯之后,已经很晚了,还可以听到一个女人以深沉有力的低音拖声拖调地在唱,不知是伤心还是得意:一个矿工小伙子呀,被她带呀带回了家……所有的歌儿唱的都是这类内容。所有的人想的也都是这类事情。可是奥列格必须想点别的。明天得早点起床,也需要保存一些体力,可是偏偏这一夜奥列格怎么也睡不着。要想的和无需想的一切全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跟鲁萨诺夫还没结束的辩论;舒卢宾还没说完的话题;还有他自己要向瓦季姆阐述的一些论点;也有被枪杀的茹克的脑袋,以及昏黄的煤油灯光映照下卡德明夫妇那栩栩如生的面孔——当他向他们讲述无数城市见闻时,他们则要告诉他,村里有哪些新闻,这一段时间里他们收听到哪些音乐节目,此时,在他们3个人的心目中,矮小的土屋容纳的是整个宇宙。随后,他想像着十八岁的英娜-施特廖姆的漫不经心的傲慢表情,奥列格往后连走近她都会没有勇气。再就是这两者的邀请——两个女人都邀请他住到自己家里去——也使他大伤脑筋:该怎样正确理解她们的用意呢?在那个使奥列格的心灵脱模成形的冰冷世界里,没有“不带杂念的好心”这样的现象和这样的观念。奥列格简直把这样的好心给忘了。所以,此时他用任何理由来解释这种邀请都行,可就是无法把它理解成纯粹的好心。她们打的是什么主意,他又该怎样对付?——这他心里都不清楚。他辗转反侧,手指空捻着无形的烟卷……奥列格从床上爬起来,头昏脑涨地往外走。在幽暗的穿堂里,紧靠病房的门,西市加托夫照例在地板上的一只盆里坐浴,坚持医治自己的能骨。他已不像先前那样耐心地怀着希望,而是处于绝望的迷们之中。在值班护士的小桌旁,背朝西市加托夫,有一位肩膀瘦削。个儿不高的女人身穿白布衫伏在台灯下。但这不会是一位女护士,因为今天是图尔贡值夜班,大概他已经到医生会议室里睡觉去了。这是那位与众不同、颇有教养的戴眼镜的护理员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她在晚上已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现在正坐在那里看书。在奥列格住院的两个月里,这位勤勤恳恳、一副聪明模样的护理员,曾不止一次爬到他们床下去擦洗地板,而他们病人都躺在床上;她在床下搬动科斯托格洛托夫藏在尽里头的靴子,从未指责过他;她还用抹布擦拭墙板;把痰盂倒掉并洗刷得干干净净;她把贴有标签的瓶子分送给病人;凡是护士不必沾手的重的、脏的和有所不便的东西,她都主动拿来或取走。她只是任劳任怨地工作,她在这癌症楼里就愈不被人注意。有句古话说了已经两千年:长着眼睛并不意味着看得见。然而,坎坷的生活能够提高识别人的能力。在这栋楼里,有些人一下子就互相认识了。虽然没有规定的制服、肩章和臂章使他们有别于其余的人,他们还是很容易互相辨认出来,仿佛额头上有什么闪光的标志,仿佛手心和脚掌上有什么烙印。(实际上这方面的迹象确实很多,例如:脱口而出的一个词儿;说这个词儿时的语调;话与话之间嘴唇的撇动;别人表情严肃时,此人却在微笑;别人都在笑的时候,此人却绷着脸。)就像乌兹别克人或卡拉卡尔帕克人在医院里毫不费力就能认出他们的同胞那样,这些人,哪怕曾被罩在铁丝网阴影中一次,就有这种本领。科斯托格洛托夫同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就是如此,他俩早已互相认出了对方,早已心照不宣地互相打招呼了。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机会交谈。现在奥列格走近她的小桌旁,故意老远就让拖鞋发出声响,免得她受惊:“晚上好,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她看书时不戴眼镜。她转过头来——这转头动作的本身就跟她随时听候使唤的转头动作有某种无以名状的不同。“晚上好,”她微微一笑,带着在自己宅邻接待上宾似的拥种上了年纪的资夫人式的全部尊严。他们怀着良好的祝愿、不慌不忙地互相注视着对方。这种眼神表明,他们随时愿意为对方提供帮助。然而,真要涉及帮助,他们却无能为力。奥列格倒着毛发蓬松的脑袋,想看清那是本什么书。“又是法文的?具体说,是什么书?”“是克劳德-法雷尔写的。”这位奇怪的护理员回答时把“劳”这个音发得比较软。“您的法文书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城里有一个外文图书馆。另外,我还从一位老妇人那儿借来看。”科斯托格洛托夫斜瞅着那本书,就像一条狗斜瞅~只鸟儿标本:“可您为什么老是看法文书呢?”她眼角和嘴角的鱼尾纹既刻着她的年龄,又刻着她经历的磨难,也刻着她的智慧。“那样不会感到痛苦,”她回答说。她的嗓门一向不大,说话声音很轻。“又何必怕痛呢?”站久了他觉得吃力。她注意到这一点,便将一把椅子挪给他。“在我们俄罗斯,赞叹‘巴黎!巴黎!’有多久了?大概有两百年了吧?让人耳朵都嗡嗡直响,”科斯托格洛托夫咕呶道。“那里的每一条街,每一家酒店,我们恐怕也都能背出来。可我就是不知趣——一点也不向往巴黎!”“一点也不向往?”她笑了,奥列格也跟着笑了起来。“宁可接受看管和监督?”他们的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似乎刚刚开始,却又不可能继续下去。“是真的不向往,”科斯托格洛托夫喃喃地抱怨。“他们整天无所事事,轻浮浅薄,口舌也多。可真想喝住他们问一问:喂,朋友们!要你们干苦活,行吗?叫你们光吃黑面包没有热菜汤,受得了吗?”“这是没有道理的。人家已脱离了黑面包阶段的生活。那是经过奋斗得到的。”“也许是这样。也许这是我出于妒忌。不管怎样,反正想喝住他们问问。”坐在椅子上,科斯托格洛托夫时而偏向左边,时而偏向右边,仿佛过高的身躯对他是个负担。他并不拐弯抹角,而是十分自然地直接问道:“您是由于丈夫的问题而受到连累吗?还是由于自己的问题?”她也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有如对方在问她值班的事:“是全家一起被抓的。闹不清究竟谁连累了谁。”“现在也都在一起吗?”“不,哪能呢!女儿死在流效地。战后我们转到这里来。丈夫在这里第二次被抓走,送进了劳改营。”“这么说,现在只有您一个人?”“还有一个小儿子。8岁。”奥列格望着她那并没有颤动起来博取怜悯的脸。是啊,他们所进行的是事务性的谈话。“第二次是在1949年?”“是的。”“这是意料之中的。那是在哪个劳改营?”“靠近泰会特火车站。”奥列格又点了点头:“明白了。那是湖区劳改营。实际地点可能在勒拿河边,信箱地址是泰舍特。”“您也到过那里??”她遏制不住心中的希望!“没有,不过那地方我倒是知道。什么事情都是纵横交错的。”“是杜扎尔斯基,您遇见过没有?……在任何地方都没碰到过吗?…”她仍然抱着希望!说不定碰到过……现在马上就可以谈起他的情况……“杜扎尔斯基?……”奥列格咂了咂嘴。“没有,没碰到过。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碰到。”“一年写两封信!”她抱怨说。奥列格点点头。一切都正常。“可是去年只来了一封信。在5月份。从那时起就一直没有!…”她只剩下一线希望了,死死地抱着一线希望。女人毕竟是女人。“这您不要在意!”科斯托格洛托夫有把握地向她解释。“每个人一年写两封信,可您知道合起来有几千几万封?而检查当局又懒得要命。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有一个修炉匠,也是个囚犯,夏天去检修炉子,结果在检查处的炉子里发现近两百封没有寄出的信。是他们忘记烧掉的。”尽管奥列格对她婉转解释,尽管她也好像早就应该对任何情况都能习惯了,可是此刻她仍然异常惊恐地望着他。人莫非生来如此——永远也不可能摆脱惊异的本性?“这么说,小儿子是在流放地生下来的?”她点了点头。“而现在,得靠您的工资把他抚养成人?要找个好一点的工作哪儿也不接收您?到处遭人责难是不是?你们母子是住在一个什么小小的窝棚里吧?”他似乎是在提问,但他的这些问题是无须回答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楚、明白,简直让人牙床都咬得发酸。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把自己的一双由于洗被服、擦地板和在热水中浸泡变得粗糙的并有不少青紫斑和伤疤的小手,放在一本平装的、开本小巧雅致的厚书上,书的用纸显然不是国产的,再边由于裁切得很早,故有点毛糙。一如果仅仅是窝棚小,那倒问题不大户她说。“可麻烦的事情是:孩子渐渐长大懂事了,什么都要问,叫我怎样教育他呢?把事情的全部真相统统告诉他吗?要知道,就连大人也会承受不了的!那简直会把孩子的肋骨也压断!要是隐瞒真相,让他同生活妥协呢?这样做对吗?他的父亲会怎么说呢?况且,能瞒得住吗?要知道,孩子自己会观察,能看出来。”“把真相统统告诉他!”奥列格果断地把一只手掌压在台玻璃上。他说这话的口气好像自己曾亲手把几十个孩子抚养大,而且做法无不成功。她曲着两手的手指抵住头巾下的太阳穴,忧虑不安地望着奥列格。她的神经受到了触动!“父亲不在,教育儿子可真难啊!要知道,这是需要有固定的生活轴心和指针的,可是这到哪儿去找呢?老是把握不住方向,时而往这边偏,时而又往那边斜……”奥列格默然不语。这种情况他过去也听说过,可不能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读法国的小说,不过只是利用值夜班的机会。我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是故意不谈比较重大的问题,当时外界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残酷——我不知道,反正我读着心里平静。”“当成麻醉剂?”“当成思赐,”她转过头来,由于包着白头巾,模样像个修女。“我不知道在我们身边有什么书读了不叫人心烦。有的书把读者当作傻瓜。有的书倒是没有假话,作者也因此十分自豪。他们深刻地研究考证某某伟大诗人于一八见几年坐马车经过的是哪条村道,他在某一页上提到过的一位贵妇是谁。也许他最终把这一点解释清楚也是花了功夫的,可这是多么四平八稳!他们选择了一条没有风险的道路!只不过今天仍在受苦受难的活人与他们全不相干。”她年轻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叫她利利她。当年她这鼻梁还预料不到自己会出现架眼镜的凹痕。这姑娘也有过眉目传情、傻笑打闹的时刻,她生活中也有过紫丁香、花边裙和象征派的诗——任何一个吉赛女郎都没预言过她将在亚洲某地当勤杂工了结此生。“文学作品里的一切悲剧,在我看来,同我们经历的现实相比简直太可笑了,”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坚持说。“阿伊达还被允许到地牢里去同亲爱的人死在一起。可我们连亲人的消息也不让知道。要是我也到湖区劳改营去……”“您不必去!去了也没有用!”“…在学校里,孩子们写作文,题目有关于安娜-卡列尼娜不幸的、悲惨的、被断送的以及还有别的什么的一生。然而,难道安娜算得上不幸?她选择了爱情,并为爱情付出了代价,这是幸福!她是一个自由的、骄傲的人!可要是在和平时期有身穿军大衣、头戴大盖帽的人闯过你生在那里和一直住在那里的房屋,命令全家在24小时内离开那所房屋,离开那座城市,而且只允许带你那双力气有限的手所能带的东西呢?……”这双眼睛所能够哭出来的泪水,早已经哭干了,从那里求必还能流出什么来。不过,为了发出最后的诅咒,里边也许还会燃起炽烈而纯净的火。“…你要是把门打开,招呼路上的行人,说不定他们会从你的家里买去点什么,不,还不如说是奶几个小钱给你买面包吃,那时,那些嗅到了气味的商人——世上的事他们什么都知道,就是没料到轰雷有朝一日也会劈到他们头上!——居然毫不知耻地出百分之一的价钱买你母亲传下来的钢琴,而你那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儿,最后一次坐下来准备弹一首莫扎特的曲子,但却放声大哭,跑开了,试想,我还去读《安娜-卡列尼娜》干什么?莫非我自己的这番经历还不够吗…我从哪本书里可以读到关于我们的事情?关于我们的事情!难道说真的要过100年不成?”尽管她差不多是在大声疾呼了,然而多年恐惧的训练毕竟没有使她失去控制:她没有呼喊,这不是呼号。只有科斯托格洛托夫听得见她的声音。是的,也许还有在盆里坐浴治疗的西布加托夫听得见。在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的迹象并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列宁格勒?”奥列格问。“1935年?”“您认出来了?”“你们是住在哪一条街?”“富尔施塔德街,”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缓慢地回答,声调哀怨但又略带欣慰。“那您呢?”“扎哈里耶夫街。就在旁边!”“就在旁边……那时您几岁?”“14岁。”“您什么也不记得吗?”“很少。“您不记得?那时就像发生了地震——住宅的大门敞开着,有人过去,拿了东西又离开,谁也不问谁。要知道,全城有四分之一的人家遭放逐。您不记得了?”“不,我记得。但可耻的是,当时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学校里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为什么这是有益的。”有如被经绳勒紧了的母马,这位渐渐变老的护理员把脑袋上下移动着说:“关于围困时期——谁都会讲!关于围困时期——长篇叙事诗也有人写!这都是允许的事情。可是围困时期以前呢,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是啊,是啊。有一次西布加托夫也是这样在盆里坐热水浴,卓姐就坐在这个地方,而奥列格也像今天这样,坐在这张小桌子旁边,他们在这盏台灯下交谈——不也是谈围困吗?至于围困时期以前,那座城市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奥列格叹了口气,弯着臂肘斜托脑袋,心情沮丧地望着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惭愧,”他轻声说。“为什么在灾难还没有临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人头上时,我们就无动于衷?人的本性怎么是这样的?”除此之外,还使他感到惭愧的是,他把感受这样的折磨着得比帕米尔的顶峰还高:女人要求于男人的究竟是什么,不能少于什么?仿佛生活的意义就集中在这一点上。仿佛除此之外,在他的故乡既没有苦痛,也没有幸福。心中感到惭愧,但也舒坦多了。别人的不幸像潮水似的在退落,也冲走了他自己的不幸。“在这之前,有那么几年,”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回忆道,“曾勒令贵族迁出列宁格勒。大约也有10万人,而这曾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了吗?其实,当时那里剩下的算是什么贵族啊!老的老,小的小,可怜巴巴的。我们明明知道,却眼睁睁地看着,无动于衷:反正没碰到我们自己。”“你们也就买了他们的钢琴?”“可能买下了。当然,买了。”这时奥列格才算看清楚了,这个女人还不到50岁。可是单从表面来看,她已经是个老太婆了。从白头巾里边垂下的一绝头发也跟一般老人的头发一样平直,已卷曲不起来。“那末,你们是什么时候被迫迁走的?由于什么?定成了什么?”“能由于什么呢?还不是叫做社害么。或者叫做社危——社会危害分子。这属于特殊条款,不用审讯,方便得很。”“您丈夫是做什么的?”“普通老百姓。音乐厅里的一个吹长笛的。喝醉酒爱发议论。”奥列格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也是这样一个早衰的老妇,也是这样一个忙忙碌碌的知识妇女,也是这样由于没有丈夫而孤立无援。如果是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他也许能为这个女人提供一定的帮助,给她的儿子指点方向。然而,就像被大头针钉在格格和框框里的昆虫标本那样,各人有各人的位置。“和我们很熟的一户人家,”此刻,沉默了那么久的一颗灵魂,一旦开了口,也就不停地讲下去了,“有两个大孩子,儿子和女儿,都是富有热情的共青团员。有一天,他们全家突然被勒令迁居。两个孩子赶到共青团区委去请求‘保护’。那里对他们说:‘我们一定保护你们。给你们纸,照这样写:兹申请自今日起不要再把我看作某某人的儿子、女儿,我声明同该两名社会危害分子划清界限,并保证今后同他们脱离关系,不与他们保持任何联系。”奥列格驼起了脊背,瘦削的肩头突到前头,脑袋耷拉着。‘根多人都写了……”“是的。可是这兄妹俩说:让我们考虑考虑。他们回到家里,把团证往炉子里一扔,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去流放地。”西市加托夫那里有了动静。他攀位床架子,正在从坐盆里站起来。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急忙过去把那盆水端走。奥列格也站起身来,在上床睡觉之前,他必然要到楼下去走一趟。在楼下走廊里,他从焦姆卡所住的那间小屋的门前经过。跟焦姆卡同住在这间屋子里的另一个病人,做过手术以后于星期一死了,现在那个床位安排给刚开过刀的舒卢宾了。这扇门一向关得很严实,但现在却虚格着,里边黑洞洞的。晦暗中可以听到很困难的呼啸声。而护士一个人影也不见:她们要么在别的病人那里,要么睡觉去了。奥列格把门缝开大些,探头过去。焦姆卡睡着。这是舒卢宾呻吟时发出的呼啸声。奥列格进去了。走廊里的幽光从半开着的门洞透进去一点点。“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呼吭声停了。“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您不舒服吗?”“啊?”猛然发出的这一声也像是呻吟。“您不舒服吗?…要不要给您拿点儿什么?……要开灯不?”“是谁啊?”由于惊恐而引起一阵咳嗽,接着又是不停地呻吟,因为咳嗽把他震痛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奥列格。”他已经走到床前弯下腰来,开始辨认枕头上舒卢宾的大脑袋。“要不要给您拿什么来?让护士来吗?”“不——需——要,’将卢宾费力地吐出这几个字。他没有再咳嗽,也没有再呻吟。奥列格对屋子里的晦暗愈来愈适应了,甚至能分辨出枕头上的想发。“我不会整个儿死去,”舒卢宾喃喃地说。“整个儿我不会死去。”看来,他在说胡话。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被子上摸到一只发烫的手,轻轻地拍了拍:“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您会活下去的!坚持住,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一小块碎片,是吗?……是一小块碎片吧?……”病人在喃喃自语。这时奥列格领悟到,舒卢宾并没有说胡话,甚至还认出了他,而且再次提起手术前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当时他曾说过:“有时候我是那么清楚地感觉到我身上有什么,就是说,我身上并非全都是我。好像有一种很难被摧毁的、十分崇高的东西在!似乎是一种‘宇宙精神’的一小块碎片。您没有这样的感觉吗?”

  大概,如同一个比许多同龄人活得更长的老人会感到无限空寂一样,这天晚上科斯托格洛托夫在病房里已经觉得待不住了——“是时候了,我也该走了”,虽然没有一个床位是空着的,病房里还都住满了人,老问题又被当作新问题摆在他们面前:是不是癌?能不能治?有什么别的有效办法?

一种内心的紧张产生之后便一直存在着,但这不是折磨人的那种紧张,而是愉快的紧张。他甚至能够确切地感觉到它在什么位置;在胸腔前部肋骨底下。这种紧张像一团热乎乎的气体轻轻地往外挤压;疼痛中令人感到舒服;甚至还会发出声响,但不是耳朵听得见的那种尘世音响。这是另一种感受,不是前几个星期每逢晚上将他往卓妞身边吸引的那种感受。他把这种紧张怀在胸中,珍爱它,不时谛听它的声音。如今他能够回忆起,青年时代也曾有过这种感受,可是后来竟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它能持续多久而不成为虚妄?它是否完全取决于引起这种感受的那个女人,抑或还有别的缘故。比如说,这个女人尚未完全与体贴心),以后就会渐渐恢复平静?不过.贴心这两个字现在对他没有任何意义。说不定还是有意义的?……胸中的这种感受是仅存的一点希望,所以奥列格才那么爱护它。它成为充实生活和点缀生活的主要东西。该加的存在使整座癌症楼变得富有情趣和多彩,这座楼之所以没有变成一口枯井,全赖他俩……友好相处,而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他也感到奇怪。其实,奥列格很少见到她,有时只是匆匆瞥一眼罢了。前几天她又给他输过一回血。他们又谈得很投机,尽管不是那么能敞开心扉,因为有一名护士在场。先前他是多么渴望离开这个地方,可现在出院的日期渐渐迫近,他倒恋恋不舍了。回到乌什一捷列克之后他就再也看不到熊加。这该怎么办呢?今天是星期日,他恰恰没有希望见到该加。可天气晴朗,阳光和煦,空气像凝住似的,一片暖融融的景象,于是,奥列格到院子里去散步,一面呼吸着愈来愈浓郁的暖气,感到舒展,一面试图想像,她是怎样度过这个星期日的?在忙些什么?他现在行动懒散,不比过去了。他已不再按既定的直线路径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路的尽头便陡然转身了。他步履疲软,小心翼翼,经常在长椅上坐下来歇一会,要是长椅上没有别的人坐着,他就会伸开腿躺在上面。今天也是如此。他敞着病号长衫的衣襟,微微驼着个背,慢慢腾腾地走着,不时停下来抬头看着树木。有些树已经半绿了,另一些树刚刚露青,而橡树却不见一片绿叶或嫩芽儿。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这里那里无声无息、不知不觉已钻出不少青草,有的已相当高了,要不是那么嫩绿的话,简直可以被认为是去年留下的草。在一条没有树荫的小径上,奥列格看见舒卢宾在晒太阳。舒卢宾坐在一条用窄条木板马马虎虎钉就的长凳上,重心集中在两股,身子像是有点儿前俯,又像是有点儿后倾,而两只胳膊伸得挺直,两手十指交叉,夹在两膝之间。就这样,再加上耷拉着脑袋,坐在一条孤零零的长凳上,光线明暗对比鲜明,他简直像一座神情忧伤的雕像。此时,奥列格倒是很愿意坐到舒卢宾旁边去,他还不曾找到一次机会同这个人单独谈谈,而心里很想这样做,因为他从劳改营中知道,不声不响的人必有自己的想法。加上在争论中舒卢宾插进来支持他这一行为,也引起奥列格对他的注意。然而,奥列格还是决定从身旁走过去,因为劳改营也使他懂得要尊重每一个人独处一角的神圣权利。他从舒卢宾身旁经过,但走得很慢,脚上的两只靴子像在石子路上划着桨板,便于对方把自己叫住。舒卢宾果然看见了靴子,随着视线从靴子上移动,他抬起了头。他漠然地看了看,似乎只是默认:“是的,咱们是同一个病房的。”直到奥列格又跨了两步,舒卢宾才半问半邀地对他说:“不坐会儿吗?”舒卢宾脚上穿的也不是一般病号穿的那种拖鞋,而是一双高帮的室内便鞋,所以他能在这里散步和坐坐。他头上没戴帽子,只见一圈圈稀稀落落的斑斑白发。奥列格折回来在长凳上坐下,仿佛他无所谓似的,往前走或坐会儿都行,不过还是坐一会好些。无论话题从何处开始,他随时都能向舒卢宾提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而听对方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就可以把这个人了解得清清楚楚。但是奥列格没这样做,他只是问:“这么说,是后天步,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即使对方不回答,他也知道是在后天。整个病房都知道,给舒卢宾开刀的日期定在后天。这句话的分量在于“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个称呼上,因为病房里还没有人这样称呼过沉默寡言的舒卢宾。这是一种老军人对老军人说话的口气。“我是最后一回晒晒太阳,”舒卢宾点了点头。“不见得是最后一回,”科斯托格洛托夫用深沉的低音说。他斜着眼睛看舒卢宾,心想这也许是最后一回了。舒卢宾吃得太少,甚至少于食欲所容许的程度,为的是减轻食后的疼痛,这就使他越来越虚弱,体力不支。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经知道舒卢宾的病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他问:“就那样决定了吗?从侧面开排泄孔?”舒卢宾嘟起嘴唇像是要咂嘴巴似的,同时也点了点头。两人沉默了一会儿。‘不管怎样,反正是癌,”舒卢宾说,眼睛望着自己前方,而不是看奥列格。“癌症中还有癌症。任何一种糟糕的状况都有比之更糟的。我的这种病情,既不能对别人讲,又没法同别人商量。”“我的情况可说也差不多。”“不,不管怎么说,我的情况更糟!我的这种病尤其让人抬不起头来。格外有失体面。而且后果也很可怕。如果我能保住性命(而这”如果“还成很大问题),像您现在这样靠近我站着或坐着可很不好受。任何人都将千方百计离我远点。要是有谁靠得近些,我自己就必定会想:不消说,他在勉强忍受着,心里却在诅咒我。总之,再也不能同人们待在一起。”科斯托格洛托夫想了一会,一边还轻轻吹着口哨——不是用嘴唇吹,而是心不在焉地把空气从牙缝中送出来。“总的说来,很难断定谁的情形更糟。这比相互较量成绩更难。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不幸是最大不过的。比方说,我可以断定自己所度过的不幸的一生是很少见的。但是我怎么能知道:也许您的经历更坎坷?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怎能肯定呢?”“还是不要肯定为好,否则您会弄错的。”舒卢宾总算转过头来,一双眼白充血、极其富有表情的圆眼睛从近处看了看奥列格。“在深海作业、在地底下采掘、在沙漠里找水的人,过的远远不是最艰苦的生活。生活最艰苦的乃是每天从家里走出时脑袋老是与门相相撞的人,因为门循太低……据我看,您打过仗,后来蹲过监狱,是不是?”“还有,没上过大学,没被提升为军官。再就是至今还处在永久流放状态。”奥列格若有所思地把这一切列举出来,但没有牢骚。“此外,还得了这癌症。”“就癌症来说,您和我彼此彼此。至于其他方面,年轻人…”“见鬼,我算什么年轻人!您考虑过没有,肩膀上支的脑袋还是原先的那一颗?身上的皮岂不还是原来的那一张?……”“……至于其他方面,我可以这么告诉您:您很少说假话,您懂吗?您至少不那么卑躬屈膝,这一点您可要珍惜!你们被逮捕,而我们则被驱赶到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判处死刑,而我们则被逼着站在那里鼓掌,表示拥护判决。岂止是鼓掌,连枪决也是人们要求的,是的,是要求的!您大概记得,当时报上是怎么写着的:‘全体苏联人民了解到这些无比卑劣的罪行,无不义愤填膺,就像一个人一样……’您可知道‘就像一个人’这种提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我们这些各不相同的人,忽然间,‘就像一个人一样’了!鼓掌时还必须把手举得高高的,好让旁边的人以及主席团都看得见。有谁不想再活下去了呢?谁敢出来为你们辩护呢?谁敢唱反调?这样做的人如今在哪儿?……连弃权都不行,哪里还敢反对!有一个人在表决枪毙‘工业党’成员时弃了权,立刻引起大喊大叫:‘让他说清楚!让他摆出理由来!’那人站了起来,声音干涩地说:‘我想,从十月革命到现在快12年了,可以找到别的手段来制止……’啊,这个坏蛋!同伙!代言人…到第二天早晨,格伯乌一张通知把他传去。从此一辈子留在那里。”这时,舒卢宾用脖子做了一个奇异的螺旋式扭动的姿势,脑袋转了个圆圈。坐在长凳上前俯后仰的他,就像栖木上的一只蹲够了的大鸟。科斯托格洛托夫竭力不现出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全看抓的是什么问儿了。你们要是处在我们的地位,也会吃苦头;而我们要是处在你们的地位,也会充当那样的打手。不过,像您这样看透个中原委的人,精神上不免受到煎熬。有的人很快醒悟了。至于一直信以为真的那些人,精神上倒也轻松。他们即使双手沾满了血,也不觉得是血,因为他们糊里糊涂。”老头那贪婪的目光斜着向他一扫:“谁会信以为真?”“就说我吧,也曾信以为真过。在对芬兰的战争以前。”“可是有多少人信以为真呢?有多少人糊里糊涂呢?对不懂事的小青年自然不能苛求。但是要我承认,我们的老百姓一下子都变成了头脑迟钝的人——我做不到!我想不通!过去有过那样的情况:地主老爷站在台阶上胡说八道,庄稼人在下边听着只是暗暗发笑;老爷也看见了,管事的在旁边也觉察到了。到了行礼的时候,大家‘就像一个人一样’对他弯腰。这难道意味着庄稼人把地主老爷的话信以为真?那么什么样的人才会信以为真呢?”舒卢塞交性激动不已。他的脸在强烈的情感冲动下,整个儿变了样:没有一个器官无动于衷。“一会儿说,所有的教授、工程师都成了暗害分子,他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国内战争时期的那些优秀师长是德田间谍,他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列宁的那些久经考验的老战友是十恶不赦的叛徒,他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他所有的朋友和熟人是人民公敌,他也会相信?一会儿说,千百万俄罗斯士兵背叛了祖国,这他都相信?一会儿说,成批成批的男女老少都被斩尽杀绝,他会统统信以为真?请问,要是这一切他都信以为真,那他自己又是什么人?对不起,他岂不是傻瓜?!请原谅,难道全体人民都成了傻瓜?!人民是聪明的,而且要活下去。大多数的人信守着这样一条原则:熬过一切,活下去!将来,历史面对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坟墓问起‘他是何许人物?’那就只能借助于普希金的诗句了:……在我们这丑恶的世纪,无论在哪一种自然领域里,人都无非是暴君、叛徒或因犯。”奥列格哆喀了一下。他不知道这几行诗,但其中蕴含着铭刻于人心的那种思想是毋庸置疑的,作者和真理都有血有肉。舒卢宾举起一个粗大的指头冲着他扬起:“普希金的诗里甚至没有给傻瓜留下一席地位。尽管他知道,世上随时可以遇到傻瓜。不,我们只能在三者之间作出抉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没有坐过牢,而且,确信e已不是暴君,那就是说……”舒卢宾凄然一笑,咳嗽起来,“那就是说……”在咳嗽过程中,他那坐着的躯体前后摇晃。“您以为这样的日子比您的好过吗?我提心吊胆过了一辈子,现在很愿意跟您换换呢。”跟他一样,科斯托格洛托夫也缩着个脖子坐在狭窄的长凳上,前俯后仰他晃动着身子,像一只羽毛蓬松的鸟蹲在栖木上。他们始起的两腿在各自面前的地上投入清晰的斜影。“不,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样下定论过于轻率,也过于苛刻。我认为写告密信、充当证人之辈才算叛徒。这样的人也是数以百万计的。假定囚犯同告密者的比例是二比一,就算三比一吧,他们的人数岂不也是以百万计?但是,把所有的人都算作叛徒,就未免太偏激了。普希金也是一时激动才那么说。在暴风雨中树木被折断,而草只是倒伏,难道能说小草出卖了大树?刚才您自己就说过:熬过去——这就是人民的守则。”舒卢宾整个面部都堆起了皱纹,皱得嘴巴变成了一条线,两只眼睛不见了。本来是圆鼓鼓的大眼睛,此时已经消失了,眼窝里只剩下一堆皱皮。皱纹终于舒展开来。还是那淡褐色的虹膜,四周围着微微泛红的眼白,但目光比先前澄净了些:“说得好听一点,这可以叫做合群性。是一种害怕单独留在隼体之外的心理。这不是新发现。弗兰西斯-培根早在16世纪就提出了这种学说——关于偶像的学说。他说,人们不喜欢靠纯粹的经验过活,他们宁可让偏见污染经验。这些偏见就是偶像。培根把它们称为种族偶像、洞穴偶像……”他说到“洞穴偶像”时,奥列格的想像中便出现了一幅穴居时代的情景:洞穴中央燃着一堆黄火,整个洞内烟雾腾腾,野人在烤肉,洞穴深处竖立着的一座蓝幽幽的偶像依稀可辨。“……剧场偶像……”这种偶像放在哪里?前厅里?舞台的帷幕上?不,比较体面的位置当然是在剧院广场的花坛中央。“剧场偶像是什么?”“剧场偶像——这是指别人的权威性意见,别人在探讨自己不曾亲身体验过的事物时喜欢把这类意见奉为指导思想。”“哦,这种情况是多么普遍!”“有时自己也有亲身体验,但还是觉得相信权威的意见更合适。”“这种人我也见过……”“另一类剧场偶像则指与科学论点牵强附会地联系。一句话,是自愿把别人的谬误接受下来。”“说得好!”奥列格非常赞赏。“自愿把别人的谬误接受下来!确实是这样!”“最后,还有市场偶像。”“嗅!这是最容易想像的!人头攒聚的集市上耸立着一座雪花石膏的偶像。”“市场偶像——这是由于人们互相联系和交往而导致的谬误。这是使人的头脑受到禁烟的一些谬论,因为人们习惯于沿用强xx理智的说法。举例来说:人是公敌!异己分子!叛徒!于是人人与其划清界限。”舒卢宾神经质地时而挥动左手,时而挥动右手,以加强感叹的语气——这又像被剪短了翅膀羽毛的鸟歪歪斜斜检试图起飞的笨拙动作。不像春天那样的灼热的太阳,晒着他们的背部。尚未连接一起的树枝还没有形成绿荫,只是各自披着新绿。尚未被南方那样的烈日烤得炎热的天空,在白昼飘动的片片白云之间保持着蔚蓝色的背景。但舒卢宾由于没看见或者不相信,却晃动着举得高过脑袋的一个手指头说:“而在所有偶像上方的是恐惧的天!是阴云低垂的恐惧的天。您是知道的,傍晚的时候,虽然没有任何雷雨的迹象,有时低空中也会飘来这种浓厚的阴云,晦暗提前到来,整个世界变得凄凉,使人只想躲进屋子里去,尽快挨近炉火和亲人。在这样的天空下我生活了25年,全靠弯着腰子活和沉默不语才保全了自己。我沉默了25年,也或许是28年,您自己可以算去,有时是为了妻子而沉默,有时是为了孩子而沉默,有时是为了自己这罪孽深重的肉体而沉默。可是我的妻子死了。我的躯体竟也要变成一只粪袋,还得从旁边开一个窟窿。而孩子们也都长大了,变得不可思议,变得冷酷无情!要是女儿突然给我写起信来了,而且是寄来了第三封信(不是往这里寄,而是寄到家里去,我指的是两年之内),那原来是因为党组织要她跟父亲的关系正常化,您明白吗?对儿子么,连这样的要求也不提了……”舒卢宾皱着毛茸茸的浓眉把脸转向奥列格,他那毛发蓬乱的模样使奥列格一下子想起《美人鱼》中发疯的磨坊主。“我哪儿是什么磨坊主??我岂不是一只乌鸦!!”“我简直不知道,那几个孩子是不是我做的梦?也许我根本没有孩子?……您倒说说,人难道是木头?!只有木头才不在乎自己是单独躺在那里,还是跟别的木头放在一起。而我是那样生活的:一旦我失去知觉,昏倒在地,甚至一命呜呼,几昼夜之内邻居都不会发觉。尽管如此,您听我说,您听我说!”他用力抓住奥列格的肩头,唯恐他听不见似的,“我仍然小心翼翼,步步留神!像我在病房对你们讲的那些话,在费尔干纳我是不敢说的!在我工作的地方也不敢说!至于我现在对您讲这样的话,那是因为很快就要让我上手术台了!即便是这样,有第三者在场我也不会讲的!事情就是这样。您瞧,我被挤到什么样的角落里去了……可我是农业科学院毕业的。我还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高级进修班毕业。我曾开课讲授过好几门专业知识——这都是在莫斯科的事情。然而,后来一棵棵橡树开始倒下。农业科学院里倒了穆拉托夫。教授们成批地被抓了起来。要我表态承认错误?我也就承认错误!要我同被捕者划清界限?我也就划清界限!不是有那么百分之几的人得以幸免吗?我就是属于这百分之几里的。我转而专门研究生物学,以为找到了一个安静的避风港…不料那里也开始搞清洗,而且那又是怎么个搞法!生物系各教研室的人全部受审查。要我停止授课?好,我也就停止授课。我退而充当助教,我甘愿做一个小人物!”这个在病房里是沉默寡言的人,竟是如此健谈!他的话是如此滔滔不绝。仿佛演说才是他最擅长的事情。“伟大学者们写的教科书被销毁,教学大纲要变更,那好,我同意,就按新的要求上课!那时向我们提出,解剖学、微生物学、神经病理学得按一个不学无术的农艺师的学说和园艺家的实践彻底改造。好啊,我也是那么想的,完全赞成!不行,还得把助教的位置让出来!好,我没意见,我可以去搞教学法。不行,作出牺牲也没有用,在这个位子上也被撤了下来。那好,我没意见,我就去当图书馆管理员,到遥远的浩罕当图书馆管理员!我先后不知降了多少级!但毕竟算是活了下来,我的孩子也都念完了大学。而图书馆管理员们则会接到上边下达的秘密条子:把遗传学这门冒牌科学的书籍销毁!把某某作者、某某作者的书统统销毁!这我们岂不是已经习惯了吗?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我自己不就从教授辩证唯物主义的讲台上宣布相对论是反革命的蒙昧主义邪说吗?于是由我起草文件,党组织书记和特别科负责人在上面签字,随后也就把遗传学、左派美学、伦理学。控制论、数学书籍-一扔进炉子里去,付之一炬!……”他还笑了起来,这只发了疯的乌鸦!“…我们何必搞街头焚书这种多余的戏剧性举动?我们只是在僻静的角落里把书往炉子里填,还可借以取暖…您瞧,我背靠炉子被挤到什么样的角落里去了……但我总算把孩子拉扯大了。我的女儿还成为区级报社的编辑,她写过这样的抒情诗:不,我不想后退!求饶我可不会。既然非打架不可,那就打吧!是亲爹又怎么样?还不是照脖子上捶!”他的病号长衫像无力腾飞的翅膀耷拉着。“是,是啊……”科斯托格洛托夫只能如此应道。“我同意您的看法,您的日子不见得好过些。”“正是这样。”舒卢宾喘了口气,让自己坐稳些,语调也缓和些。“您倒说说,这一个个历史时期的更迭究竟该怎么解释?人民还是这些人民,可是经过十来年工夫,全部政治热情一落千丈,勇敢的冲动走向了反面,变成了怯懦的冲动。要知道,我从1917年起就是个布尔什维克。要知道,在唐波夫,我是怎样奋勇地去驱散益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议会的,尽管那时候我们只能把两个指头塞进嘴里打一声电哨算是发出了冲锋的号令。我还参加过国内战争。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生死!而且,我们简直把为世界革命献出生命看成是幸福!可是后来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我们怎么会低头的?再说,主要是向什么低头?是向恐惧低头吗?是向市场偶像?向剧院偶像?赌,我是个小人物,不必说了,可是娜杰日达惊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妮呢?难道她不明白,她看不见吗?为什么她不大声疾呼?只要她出来讲话,甚至她为此付出生命代价,那会对我们大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许我们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也许什么都能顶住,事情岂不就不会愈演愈烈?而奥尔忠尼启则怎么样?要知道,当年他可不愧为一只雄鹰啊!无论是施吕瑟尔堡要塞,还是苦役,都未能使他屈服,可究竟是什么把他阻挡住了,使他一次也没有说出反斯大林的话?他们宁愿神秘地死去或自杀——这难道是勇敢吗?请您给我解释一下。”“我哪能给您解释呢,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我可不行……这该由您给我解释才对。”舒卢宾叹了口气,试着改变一下坐在长凳上的姿势。可是他这样坐也疼,那样坐也疼。“使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就说您吧,您是革命后出生的,可是竟被关进了监狱。那您对社会主义感到失望了吗?还是没有!”科斯托格洛托夫微微一笑,不置可否。舒卢宾腾出按在长凳上的那只已经疲软无力的手,将它搭在奥列格的肩头上。“年轻人!千万别犯这样的错误!千万别从自己的遭遇和这些残酷的岁月得出结论,认为社会主义要不得。这就是说,不管您怎么想,反正资本主义已被历史永远抛弃了。”“在那里…在那里我们常常这样议论:私人企业有很多好处。生活比较轻松,您说是不是?任何时候什么都有。任何时候都知道要什么可以到哪儿去找。”“喂,您可要知道,那是庸人之见!私人企业非常灵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它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显示好处。如果不把私人企业像用铁错那样夹紧,它就会产生出野兽一般的人,产生出交易所的人物,他们的欲望和贪婪是无止境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注定灭亡之前,在道德上早已注定灭亡了!”“不过,您知道,”奥列格晃了晃额头,“欲望和贪婪都无止境的人,老实说,在我们社会里我也见到过。而且,根本不是在有营业执照的手艺人中间。”“对!”舒卢宾放在奥列格肩上的那只手愈压愈沉重。“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的弯子转得很快,我们以为只要生产方式改变了,人也就一下子会改变。岂知完全是鬼迷心窍!人一点儿也没有变。人是一种生物类型!要经过千年万年人才会变!”“这么说,社会主义到底是怎样的呢?”“是啊,到底是怎样的呢?岂不是个谜?有人说,是‘民主的’,但这是一种表面现象:没有指出社会主义的实质,而仅仅看到它的形式、政体类型。这仅仅是一个宣称以后不再砍头颅的声明而已,至于社会主义将建筑在什么基础之上,却只字不提。并不是商品充足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因为人如果变成野牛,那就会把这些商品统统踩烂。社会主义也不是整天喋喋不休,呼叨仇恨的制度,因为社会生活不可能建筑在仇恨的基础上。凡是年复一年心中一直燃烧着仇恨烈火的人,不可能从哪一天开始突然宣布:‘够了!从今天起仇恨与我无缘,往后我只会爱。’不可能,他必定还要仇恨下去,找更接近的人来仇恨。您可知道赫尔维格的这样一首诗:Wirhabenfanggenuggellebt’奥列格接下去念道:“‘Undwollenendllchhassen!’——这怎会不知道呢。我们在中学里就学过。”“对,对,你们在学校里学过!不过这实在太可怕!在学校里老师这样教你们,其实完全应当颠倒过来:Wirhabenfanggenuggehasst,Undwollenendlichlieben!去他妈的仇恨,我们终于要相爱了!——社会主义就该是这样的。”“这么说,是基督教式的社会主义?”奥列格猜道。“‘基督教式的’——这种说法未免太过分了。以此自称的政党在曾经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统治的社会里打算靠什么人、同什么人一起去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我无法想像。上世纪末,当托尔斯泰一心要在社会上切实培植基督教思想的时候,他的希望却原来与当时的现实格格不久,他的说教与现实生活没有任何联系。可是在我看来:针对俄罗斯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我们的省悟、忏悔和反叛,考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才是正确的,那就是:道德社会主义!而且,这是完全行得通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皱起了眉头:“不过,这种‘道德社会主义’该怎样理解,怎样设想?”“这并不难设想!’将卢宾又兴奋了起来,但并没有刚才那凶鸦磨坊主式的惊恐表情。这一回他处于比较明朗的兴奋状态,显然,他很想使科斯托格洛托夫信服。他像上课似地说得字句分明:“应当向世界展示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一切关系、基础和法律都将源出于道德,而且,道德是惟一的源泉!一切考虑,比方说,如何教育孩子,孩子的培养方向,成年人的劳动应引向什么目标,他们的业余时间如何安排等等,都必须以道德的要求为出发点。科学研究呢?那也只能搞无损于道德的研究项目,首先是无损于研究者本人的道德。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是如此!关于任何边界问题也是如此:不应当考虑,这一步骤将在多大程度上增添财富,加强实力,或提高我们的威望,而只应当考虑,它在多大程度上合乎道德。”“这可未必行得通!还得过两百年!不过请您等一等,”科斯托格洛托夫皱起了眉头。“有一点我不明白:您所说的社会主义,它的物质基础在哪里?经济么,应该说,是先于其他的……不是这样吗?”“无于其他?这也各有各的说法。例如,弗拉基米尔僚洛维约夫就相当令人信服地阐述过这样一种思想:经济可以而且必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怎么…充道德,后经济?”科斯托格洛托夫呆呆地望着他。“是的!听着,您这俄罗斯人,想必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著作您根本没读过吧?”科斯托格洛托夫努着嘴唇摇了摇头。“至少他的名字听说过吧?”“在班房里听说过。”“那末,克鲁泡特金的书至少读过一页半页吧?像《人们之间的相互帮助……》?”科斯托格洛托夫做了个跟刚才一样的动作。“是啊,既然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又何必去读呢……那末,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书呢?瞰,不消说,没有读过,因为他的学说已被推翻,此后他的书就被禁止读了,被抽掉了。”“再说,什么时候读呢!读谁的书呢!”科斯托格洛托夫愤激地说。“我一辈子弯腰卖命,可是到处都这么问我:某某的著作读过没有?某一本书读过没有?在部队里的时候,我手不离铁锹,在劳改营里也是这样,如今在流放地,手里换上了锄头,我哪有时间读书?”但是,舒卢宾圆眼浓眉的脸上泛起了惶恐不安和准备发起进攻的表情:“这正好说明什么是道德社会主义:它不是让人们去追求幸福,因为悻福’也是市场偶像!道德社会主义要人们相亲相爱。吞食弱肉的野兽也能幸福,可是相亲相爱只有人才能做到!这也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不,请您把幸福留给我!”奥列格当即坚持自己的想法。“请您把幸福留给我,哪怕让我在咽气之前享受几个月也好!否则岂不早就可以见鬼去啦…”“幸福——这是幻影!”舒卢宾使出最后的精力坚持自己的看法。“我在培养孩子的时候,也曾感到幸福。而他们却往我心头上华唾沫。为了这点幸福,我曾把那些有真知灼见的书籍扔到炉子里去烧毁。至于所谓‘子孙后代的幸福’,那就更靠不住了。谁能领略那样的幸福?谁跟这些子孙后代交谈过,了解他们还将对哪些偶像顶礼膜拜?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关于幸福的观念变化太大了,使人简直不敢奢望幸福。将来,即使白面包多得一抬脚就会被踩上,牛奶足以让人喝得喘不过气来,我们依然得不到什么幸福。如果把自己仅有的一点东西同不足者分享,那我们今天就会是幸福的!如果一心扑在‘幸福’上,为繁殖后代而忙活,我们只会使整个地球人满为患,造成一个可怕的社会…俄好像觉得不大好受,您知道…我得去躺躺……”奥列格没有注意到,舒卢宾那本来就泥泞不堪的面容怎样变得毫无血色,像断气之前那样呈死灰色。“来,让我扶您,阿列克谢唯利波维奇,让我扶您回去…”舒卢宾从刚才保持的坐态中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他们拖着艰难的步子,走得极其缓慢。春天轻盈的气息笼罩着他们,但他俩只觉得周身沉重,只觉得自己的骨头和仅剩的肉、衣裳、鞋子乃至落到他们身上的光束,无不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和压力。他们默默地走着,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只是到了癌症楼门口台阶前,已处在楼的阴影里时,舒卢宾才倚着奥列格的扶持,抬起头来望了望那几棵白杨,望了望那一小块艳阳天,说道:“但愿我不会死在手术刀下。真可怕……不管活了多久,不管过的是不是跟狗过的日子一样,总还是想……”然后他们走进前厅,顿时觉得空气窒闷,有一股臭味。他们一步一级、一步一级慢慢地往医院那宽大的楼梯上走。这时奥列格问道:“怎么,这一切都是您在低头折腰、背弃信仰的25年里所思考过的问题吗?”“是的。我背弃了信仰,也在不断地思考问题,”舒卢宾机械地回答,没有任何表情,声音愈来愈微弱。“即使把书往炉子里塞的时候,也在思考。怎么?我付出了痛苦和背叛的代价,难道还不该得出哪怕一点点自己的看法吗?……”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刚回到医院里,科斯托格洛托夫就断定,这是个有实干精神的男子汉。由于无所事事,在巡诊时奥列格便细心观察他。显然,这项小帽子扣在头上时他是从来不照镜子的;这双手臂长得出奇,有时握成拳头插进前面不开襟的白大褂口袋;这嘴角的收缩,似乎想吹口哨;尽管他看上去力气很大而又十分威严,但在跟病人谈话时却很风趣——这一彻使科斯托格洛托夫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跟他谈谈,向他提几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此地的女医生当中谁也不能或不想回答的。但是这些问题没有机会向他提出,因为巡诊的时候,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除了自己的手术病人谁也不理,经过照光病人的床位时只当那里空着;在楼梯上和走廊里任何人跟他打招呼,他都只是微微点个头,但脸上始终摆脱不了心事重重的表情,而且他总是来去匆匆。有一次,在谈起一个干了什么事而先是抵赖、后来承认的病人时,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呵呵笑道:“到底改7宗!”这就更触动了奥列格。因为这个词儿的这层意思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也不是任何人都会用的。近来,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医院里徘徊比过去少了,同外科主任相遇的机会就更少。但是有一回他亲眼看见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打开手术室隔壁一间小屋锁着的门走了进去,这意味着那里肯定没有别人。于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敲了敲涂了色的玻璃门,把它打开。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刚刚来得及在屋子中间推——一张桌子跟前的凳子上坐下,但已经在写着什么。他侧身而坐的姿势意味着他不打算在这里待得太久。“是您?”他抬起头来,好像并不感到奇怪,其实脑子里还在考虑下面再写什么。大家任何时候都没有空!性命攸关的问题需要在一分钟内做出决定。“对不起,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科斯托格洛托夫倾尽自己所能,努力做到彬彬有礼,这种表情是他所独有的。“我知道您很忙。可是除了您,我实在没人可以请教……只占用您两分钟的时间,可以吗?”外科医生点了点头。他还在考虑自己的事,这很明显。“由于……对我正在采取激素疗法,肌肉注射合成雌酚,剂量为……”科斯托格洛托夫采用他引以为荣的做法:用医生的语言、学医生的一丝不苟同医生谈话,以此唤起对方对他的开诚布公。“我想了解的是:激素的作用是否有积聚性?”接下来的时间已不由他掌握了,他默默地站在那里,俯视坐着的外科医生,由于自己身材细长而显得有点佝偻。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皱紧了额头,渐渐把注意力转过来。“不,不会的,看来不应当有,”他回答说,但口气并不干脆。“可我,不知怎么的,觉得有积聚性,”科斯托格洛托夫继续往下问,仿佛他希望有积聚性,再不然就是对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不怎么相信。“不,不会的,不应当有,”外科医生还是那么回答,没有把话说绝,也许因为这不属于他的领域,也许因为他还没来得及使思想从别的事情上转过来。“我迫切需要了解,”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眼神和口气似乎带有威胁的味道,“经过这种疗程,我是否会完全丧失……咯……这么说吧,涉及女人问题的那种机能?……还是仅仅在一定时期内如此?打过去的这些激素会不会离开我的身体?还是永远留在我体内…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也许可以采用注射同性激素的方法去消除……”“不,我不主张这样做。不可以。”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望着这个头发黑而蓬乱的病人,但首先看到的是他那道引人注目的伤疤。他想像这道砍痕刚出现时的样子,想像如果这是刚刚送到外科的一例外伤该怎么办。“可您问这干什么?我不理解。”“您怎么不理解呢?”倒是科斯托格洛托夫不理解这里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也许,这位忠于医生职守、有实干精神的人,只能劝病人从命?‘它不理解吗?”这已经超过两分钟的时限,也超出医生同病人之间的关系了,但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却带着立刻为科斯托格洛托夫所注意到的那种谦虚态度,突然压低了声音,不打官腔,像对老朋友似地说:“听我说,难道生活的花朵全在娘儿们身上?……要知道,这种事总会使人极其腻烦……而且只会妨碍正经事儿。”他说得十分诚挚,样子甚至很疲倦。他想起自己在生活中最紧要的时刻缺乏冲劲儿,说不定正是因为精力被这种事耗费了。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不能理解他的话!奥列格现在无法想像那种感觉还会是腻烦的!他的头机械地向左右两边摇晃,眼睛也视而不见:“可我这一辈子再也没有更正经的事儿了。”没有,肿瘤医院的规章制度里并没有订人这样的谈话!——病人不得向医生(何况还是其他科的医生)质疑有关人生意义的问题!那位足登高跟鞋、走起路来全身扭动的娇小的外科女医生,向门内探了探头,问也不问就走了进去。她没有停下便径直走到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跟前,把一张化验单放在他面前的桌上,自己则倚着桌子(奥列格从远处觉得她似乎紧贴着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并且,什么也不称呼他就说:“请听我说,奥夫季延科的白血球是1。”她的松散的头发仿佛散发出淡淡的棕红色烟震在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的面孔前蒸腾。“这有什么办法呢?”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耸了耸肩膀。‘“这不是正常的白血球增多。这说明他有炎症,应当用爱克斯光照射加以抑制。”于是她又说这说那,不停地说。(的确,她的一只肩膀就贴着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的胳膊!)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才写了几个字的纸徒然放在那里,蘸水钢笔倒转过来夹在手指中没有用处。显而易见,奥列格应当知趣地退出去了。酝酿了很久的一次谈话就这样在最有意思的节骨眼上被打断了。安热莉娜回过头来,不明白科斯托格洛托夫还呆在这儿干什么;但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也从她头顶上往这边瞧,眼神里带几分幽默。他脸上那无以名状的表情使科斯托格洛托夫下了决心把谈话继续下去:“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我还想问一下:您听说过一种叫做恰加的烨树菌子吗?”“是的,听说过,”对方相当情愿地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您对它怎么看?”“很难说。不过我料想,有个别的肿瘤可能对它敏感。比如说胃部的肿瘤。现在莫斯科掀起了一阵恰加狂。据说,方圆200千米以内的菌子全被采光了,树林里别想找到。”安热莉娜从桌旁把身子站直,拿起那张化验单,带着鄙夷的神情,还是那样我行我素,一路摇摇摆摆而去,姿态倒挺动人。她走了,然而他们起先的谈话情绪已被破坏:问题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回答,可要再回过头去讨论女人会给生活带来什么,毕竟不太相宜。不过,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向他投来的这轻松愉快的目光,以及他这十分平易近人的态度,鼓励着科斯托格洛托夫提出自己准备好了的第三个问题——这同样不是鸡毛蒜皮的事。“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请原谅我的冒昧,”他歪着脖子晃了一下脑袋。“如果我说错了,请别介意。您……”他也眯缝起一只眼睛,把声音压低,“您…有没有到过那永远唱歌跳舞的地方?”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活跃起来了:“到过。”“这会是真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喜出望外。没想到同是天涯沦落人!“那您是触犯了哪款?”“我不是触犯了法律。我是自由人。”“啊,自由的人!”科斯托格格托夫感到失望。不,他们的遭遇是不同的。“您是根据什么猜到的?”外科医生好奇地问。“根据一个词儿:‘改了宗’。不,您好像还说过别的‘行话’。”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笑了起来:“改也改不了。”论遭遇他们虽然并不一样,但比刚才有了较多的共同之处。“在那里待的时间长吗?”科斯托格洛托夫不拘礼节地问。他甚至挺直了腰板,不再看上去萎靡不振。“大约有3年的时间。复员后被派去的,怎么也脱不了身。”其实他不必补充。但他补充了。那岂不是光荣而崇高的工作!但为什么正派人认为有必要加以解释呢?看来,人身上毕竟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指示器。“担任的是什么职务?”“卫生处长。”啃嘿!原来同杜宾斯卡哑夫人一样充当生与死的主宰。不过,那位夫人是不会作这样的表白的。而这个人却离开了那里。“这么说,您在战前就已经医学院毕业了?”科斯托格洛托夫像牛类似地粘上了一连串的新问题。其实他没有必要这样做,这纯粹是他在递解过程中养成的习惯:利用打开和关上送饭小洞门的几分钟时间,了解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身世。“您是哪一年出生的?”“不,我是念完4年级的时候,志愿上前线当军医的,”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站起身来,离开没有写好的纸,很感兴趣地走到奥列格跟前,用指头按了按、摸了摸他的伤疤。“这是在那边留下的吧?”“嗯”“缝得很好……不错。是囚犯中的医生缝的吗?”“哎!”“您不记得他姓什么吗?是不是科里亚科夫?”“不知道,那是在押解过程中。那个科里亚科夫是触犯了哪一款而坐牢的?”奥列格此时又缠上了科里亚科夫,急于把他的情况打听清楚。“他坐牢是因为他父亲曾是沙皇军队的一位上校。”但就在这时,那个眼睛像日本人、头上有一顶白色冠冕的护士进来叫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到换药室去。(自己的手术病人最初几次换药,他总是亲自察看。)科斯托格洛托夫又驼着个背沿走廊徐徐而行。又是一篇由虚线勾勒出轮廓的传记。甚至可说是有了两篇。其余的可以凭想像去加以补充。到那里去的人竟有着那么多种多样的原因……不,他考虑的不是这个,而是:自己躺在病房里,走在走廊上,在花园里散步,不论是自己身旁的人还是对面走来的人,大家都一样是人,无论是他还是你,都不会想到把对方叫住,说:“喂,把你的领襟翻过来!”一点不错,那里有一枚秘密组织的徽章!这说明他是那里面的人,有过接触,一起干过事儿,了解内情!他们究竟有多少?!但是要使他们任何人开口就难上难。从外表什么也猜不透。瞧,藏得多么严实!要是有朝一日女人成为累赘,那是多么荒唐!难道人会堕落到这种程度?这简直不可想像!总的说来,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并没有那么坚决地否定,让人足以相信他的话。应该认识到,一切都已失去。一切……科斯托格洛托夫似乎觉得,原来被判处的刑期现在改为无期徒刑。他还可以活下去,只是不知道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他忘了自己要到哪里去,在楼下走廊里愣住了站着不动。从离他3个房间的一扇门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穿白大褂的人,腰部极为纤细,一下子就能被认出来。薇加!她正向这边走来!他俩之间的直线距离没有多远,只消绕过靠墙的两张病床。但奥列格没有迎上前去,有一秒钟可以考虑,还可以再考虑一秒钟,再等一秒……从那次巡诊后,3天来她一直冷冰冰的,忙着干事,没有向他没过友好的一瞥。起先他心想——见她的鬼去吧,他也可以不理她。向她解释还作揖他可不愿……但毕竟于心不忍!不忍伤她的心。对自己也不忍。难道此刻要像陌生人那样擦肩而过?他有什么过错?这是她的过错:在打针的问题上欺骗他,希望他不幸。这应该是他不能原谅她!她看也不看对方走到他身旁,奥列格违背自己的意愿,用仿佛悄悄请求的声音对她说:“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语调很别扭,但他自己觉得舒服。)这时她才抬起一双冷冰冰的眼睛,看见了他。(说真的,凭什么他要原谅她?……)“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您不想……再给我输点血吗?”(似乎有点屈辱,但毕竟觉得舒服。)“您不是拒绝接受输血吗?”她还是以不宽容的严峻态度望着他,但某种不信任在她那双可爱的咖啡色的眼睛里颤动了一下。(算了,按她自己的看法,她并没有过错。在同一所医院里毕竟不能像冤家仇敌似地相处。)“那次我觉得挺好。我愿意再来一次。”他脸上洋溢着微笑。与此同时,他的伤疤显得有点弯曲,但也显得短了些。(眼下先原谅她,以后总能弄清楚原因。)看她的眼神毕竟似有所动,也许是一定程度的噢悔。“明天也许会有血浆送来。”她好像还扶着一根无形的柱子,但这柱子似乎正在她手下熔化和弯折。“不过一定要您给我输!必须您来输!”奥列格真心诚意地要求她。“否则我宁肯不要!”她回避这一切,努力不再看他,摇摇头说:“看情况再说。”于是她就走过去了。她很可爱,不管怎么说,很可爱。不过,他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既然注定要服无期徒刑,他在这里还谋求什么呢?……奥列懵懵懂懂地立在通道上,回想自己这是要上哪儿去。对了,他是要去看看焦姆卡!焦姆卡躺在两人一间的小小病房里,但另一个病人已经出院了,新病人要明天从手术室送来。暂时只有焦姆卡一个人住在那里。腿被截去已经一个礼拜了,最初的火焰也已经燃烧完。手术正在成为往事,可是腿还像先前一样存在似的,仍在继续折磨着他。焦姆卡简直可以感觉到截去的那只脚的每个脚趾的搏动。焦姆卡看到奥列格,像看到胞兄一样高兴。以前同室的病人确乎有如他的亲人。一些女病号还送了些吃的东西给他,放在他床头柜上,用餐巾盖着。而医院外面,不可能有人来看他和送东西来。焦姆卡仰卧在床上爱抚着他的那条腿——其实剩下的只是大腿的一部分,再就是缠在上面的一大堆绷带。但他的头和手都能随便活动。“赔,你好,奥列格!”他握住奥列格伸过去的手。“来,坐下谈谈。病房里怎么样?”焦姆卡离开的楼上那间病房,对他来说是已经习惯了的天地。楼下这里的护士和护理员都是另一些人,规矩也不一样。她们老是吵架,斤斤计较谁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病房里有什么可谈的,”奥列格望着焦姆卡瘦削得厉害、显得很可怜的面孔。两顿上好像被挖出了两道槽,眉毛上部、鼻子、下巴似乎被辗压和削尖了。“还是老样子。”“那个干部还在那里吗?”“还在那里。”“瓦季姆呢?”“瓦季姆的情况不怎么样。金子没有弄到。现在正担心出现转移。”焦姆卡皱起了眉头,像是谈起自己的弟弟:“真可怜。”“所以说,焦姆卡,你得感谢上帝,你的那条腿被及时去掉了。”“我这里也有可能发生转移。”“不见得吧。”“谁能预料呢?这些致命的单个细胞像黑夜里特务的小船,是否已经偷渡过来了?在哪儿靠的岸?这——连医生也看不见。”“给你照爱克斯光吗?”“用小车推我去照。”“我的朋友,现在你面前的道路很清楚:养好身体,学会使用拐棍。”“不是一根,而是两根拐杖。两根。”这可怜的孤儿什么都考虑过了。他本来就像大人那样沉着脸,现在更像个大人样了。“哪儿给你做拐杖?是这里吗?”“矫形科。”“总该免费吧?”“我写了申请书。我哪里付得起钱呢?”他俩都叹了口气,有点像年复一年没有一丝欢乐的那种人的叹息。“明年你怎么把十年级念完毕业?”“豁出命去也要念完。”“往后依靠什么维持生活?你又不能再站到机床前去。”“答应给残疾津贴。我不知道,算二等还是三等。”“要是三等,能发多少?”科斯托格洛托夫对于各种等级的残疾津贴同各种民法一样搞不清楚。“就那么回事罢了。只够买面包的,要买食糖就不够了。”焦姆卡像个男子汉,什么都想到了。肿瘤非要把他的生命之船凿沉不可,而他依然掌着自己的舵。“还想上大学吗?”“得努力争取。”“学文学?”“哎!”“听我说,焦姆卡,我正经地告诫你:那样你会毁了自己的,你还是搞搞收音机维修为好——生活既安定,还可以额外赚点钱。”“我才不会搞那收音机呢,”焦姆卡吭晓了一声。“我喜欢的是真理。”“唉,傻瓜,你修你的收音机,也不会影响你讲真理!”对这事儿他俩意见不一致。他们还谈了些这样那样的事。也谈了奥列格的情况。这也是焦姆卡身上完全不同于孩子的一个特征:关心别人。年轻人往往把心思集中在自己身上。奥列格也像对大人一样对他讲了自己的处境。“噢,太糟糕了……”焦姆卡闷声闷气地说道。“你大概不愿意跟我对调吧,是不是?”“鬼才知道呢……”在一般情况下,焦姆卡在这里照爱克斯光加上做拐棍还得待上一个半月左右,大概五一节前可以出院。“出院后你最先想到哪儿去?”“立刻去动物园!”焦姆卡兴奋了起来。关于这座动物园,他对奥列格不知讲过多少次了。他们曾并排站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焦姆卡确信不疑地指给他看,动物园就在河对岸茂密树木后面的什么地方。多少年来,焦姆卡从书本上看到、从广播里听到过关于各种动物的故事,可是从未亲眼见过狐狸和狗熊,更不用说老虎和大象了。他所住过的地方既没有动物园,也没有马戏团或树林子。他从小就有一个愿望,想去见识见识各种动物;这个愿望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减弱。他期待着这次去动物园将给他带来某种特别的感受。当他拖着一条疼痛的腿来到此地住院的那一天,第一件事便是到动物园去,不巧那里正好是休息日,不开放。“听我说,奥列格!您想必不久就要出院了,对吗?”奥列格驼着个背坐在那里。“想必是这样。血的情况不好。恶心难受。”“难道你不到动物园去?!”这是焦姆卡所不能容许的;如果奥列格不去,就会使焦姆卡对他产生不好的印象。“我大概会去。”“不,你一定得去!我请求你:去吧!你去了以后,我希望你写张明信片给我,好吗?暗,这对你又算得了什么?……可是我在这里将会多少高兴!你把那里现在有些什么动物,什么动物最有意思,都写在明信片上,啊?我可以提前一个月知道!你去吗?给不给我写?据说那里有鳄鱼,还有狮子!”奥列格答应了。他走了,而焦姆卡一个人关在这小小的病房里,时而望望天花板,时而看看窗户,独自寻思,隔了好久也没重新拿起书来。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因为窗子上装有辐射状的窗栅,而且朝向医院围墙的死角。现在那围墙上连一道直射的阳光也没有,但外面并不显得晦暗,而是不明不暗,因为太阳蒙着一层薄薄的云辍,并没完全被遮住。这大概是一个没有生气的春日,不太热,不太亮,春神正在悄然勤恳地做着她该做的一切。焦姆卡一动不动地躺着,往好的方面想像日后的情况:他对截短的腿怎样逐渐适应下来;怎样学会拄着拐杖走路,走得又快又灵活;“五一”节的前一天将会完全像夏天一样,焦姆卡在乘晚间火车之前,从早上开始就可以逛动物园;从今以后他将会怎样有足够的时间把全部中学课程又快又好地学完,还要把好多应该读而从前没来得及读的书都读了。今后决不会再浪费这样的晚上时间,比如别的小伙子跳舞去了,你则为自己要不要去而苦恼不已,再说,去了你也不会跳。这样的事不会再出现了。一定要在灯下用功。这时有人敲门。“请进!”焦姆卡说。(他说“请进”这个词儿的时候心中很得意。要来见他还得先敲敲门——这他从来没经历过。)门被逮然打开,阿霞进来了。阿霞仿佛是冲进来的,匆匆忙忙,好像后面有人追赶似的,但她把门拉上后,就在门框旁站住了,一只手还是握着门把,另一只手摸着病号长衫的翻领。这已经完全不是来“住3无检查一下”的那个阿霞了,当时冬季运动场的跑道上还等着她回去呢。现在她已变得憔籽、苍白,甚至不可能那么快起变化的一头黄发此时也可怜巴巴地轻轻晃动着。而病号长衫还是那一件——肮脏不堪,钮扣脱落,不知被多少人穿过,也不知在什么样的锅里煮过。现在,这件衣服对她来说倒比先前较为适宜。阿霞望着焦姆卡,她的眉毛微微颤动:她是要跑到这里来吗?要不要还往前跑?但是这样一副狼狈相使人觉得,她不像是比焦姆卡高一年级、多作过3次远途旅行、多懂得不少生活知识的女孩了;在焦姆卡看来,她还是原来的阿霞,丝毫没变。他高兴地说:“阿霞!坐下…你怎么啦?……”在住院的这一期间他们曾闲聊过不止一次,也讨论过腿的问题;手术后她也来看过他两回,带来了苹果和饼干。他们在初次见面的那天晚上就一见如故,从那以后两人就愈来愈熟了。她也坦率地把自己的病告诉了他,尽管不是一下子就谈出来的:她的右乳疼痛,检查出硬块,正在用爱克斯光治疗,还给她一种药片放在舌头底下。“坐下,阿霞!坐下广她离开门那儿,用那只背在身后的手摸着墙壁,仿佛以此支撑自己或摸索路径,慢慢地挨到焦姆卡床头旁边的一张方凳跟。她坐了下来。坐下之后她不是正面看焦姆卡,而是使视线从他面前掠过,投在被子上。她并不转脸对着焦姆卡,而焦姆卡也不能转身。“暗,你到底怎么啦?”他倒像个老大哥似的!他把枕得高高的头侧向阿霞——只是把头转向她,身子仍然朝天仰卧。她的一片嘴唇开始发颤,眼睑也在霸动。“阿仙卡!”焦姆卡刚刚来得及这么叫她(实在看她太可怜了,否则他是不敢称她阿仙卡的),她就立刻扑到他枕头上,头挨着头,一小束头发触到他的耳朵,使他怪痒痒的。“告诉我,阿仙卡!’驰叫她说话,手则在被子上摸索,他想找她的手,但没有找到,也看不见她的手放在哪儿。而阿霞却伏在枕头上嚎陶大哭。“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我,怎么啦?”其实他已差不多猜到了。“要——割——掉!……”她哭啊哭个不停。后来哭声变成了呻吟:“我一我一我!”焦姆卡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还听到过像这样哀怨的可怕哭声!“也许这事儿还不一定,’他劝慰她。“说不定可以避免。”但他感觉到,这哭声里的悲痛不是他几句话所能劝慰得了的。她的脸埋在他枕头里,哭泣不止。焦姆卡感觉到自己头旁已经湿了。焦姆卡找到了她的手,抚摩着说:“阿仙卡!也许可以避免吧?”‘坏…我是星期五动手术”她的呻吟拖得很长,仿佛要把焦姆卡的心给揪出来似的。焦姆卡看不见她布满泪痕的面孔,只有一绝给头发映入他的眼睛。那柔软的头发触得他脸上发痒。焦姆卡想找些话说,但怎么也想不出来。他只是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希望她不要再哭了。他可怜她,超过对自己的怜悯。“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哭着说。“还——有什么——意思?l…,,对这个问题,焦姆卡虽然从自身的模糊经验中得出了点看法,但却说不出什么名堂来。即使能够讲得清楚,根据阿霞的呻吟判断,无论是他还是任何别的人、别的什么理由,都无法说服她。从她的经验中所能得出的只是:如今活着毫无意思!“现在——还有——谁会——要我?……”她结结巴巴地说,十分伤心。“谁会——要——我?……”她又把脸埋在枕头里,眼泪把焦姆卡的一边面颊也给沾湿了。“不能这么说,”焦姆卡安慰她,还是那样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你当然知道,结婚主要在于……情投意合……性格一致“哪有那样的傻瓜光爱一个人的性格?!”她大声嚷了起来,怒气冲冲,像一匹马前蹄腾空直竖起来,把焦姆卡握着的那只手抽了回去;只在这时,焦姆卡才看到她那湿滚涌的、红红的、长着斑点的、气呼呼而又让人可怜的脸。“谁会要只有一只Rx房的姑娘?!谁会要?17岁的时候就被割去!”她冲着焦姆卡叫嚷,什么都怪他。焦姆卡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使她得到安慰。“叫我怎么能上游泳场呢?!”这一新的闪念像针刺似的疼得她直喊。“怎么上游泳场!!怎么去游泳??!”她两手捧住脑袋,身体成螺旋状扭曲,仿佛要把腰神断,最后竟偏离焦姆卡倒向了地板。各种款式的时髦泳装浮现在阿霞的眼前,使她心痛难忍——带背带的和不带背带的,相连的和两截的,今天的和明天的种种时髦式样,橘黄的和蔚蓝的,深红的和谈青的,素色的和条纹的,镶环形迹的,还没有试穿过、还没有在镜子面前照过的,一所有这些游泳衣她永远也不会去买,永远也不会去穿了!正是她今后再也不可能出现在游泳场这一事实,此时在她想像中是最痛心、最丢脸的!正因为如此,活着已失去任何意义而焦姆卡这时却从高高的枕头上喃喃地说些傻乎乎的不合时宜的话:“你知道,要是以后谁也不娶你……赌,我当然明白如今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否则我随时愿意跟你结婚,这一点你要相信…”“听我说,焦姆卡!”阿霞爬起来转向焦姆卡,睁大了眼睛望着他;她已不再流泪,一个新的念头占据了她的心头。“你好好听着:你是最后一个!你是最后一个还能看到它、还能吻吻它的人!以后永远也不会有任何人吻它了!焦姆卡!躇,哪怕让你吻吻也好!哪怕让你吻吻它!”她把病号长衫敞开(其实它本来就没掩严实),一边好像又开始哭泣或呻吟,一边把宽松的内衣领口往下拉,于是里边露出她那注定要被割去的右乳。这真像是直接送到这里来的一颗太阳,光芒四射!整个病房顿时融烂辉煌!嫩红色的乳头(比焦姆卡想像中的大些!)浮现在他面前,眼睛简直顶不住这嫩红色的冲击!阿霞俯身向他的脑袋挨得很近很近,就这样托着那只Rx房。“吻吧!你吻吧!”她等待着,敦促他。焦姆卡吸着从她怀里送来的暖香,怀着感激和狂喜的心情,像一头猪息似的,用急切的嘴唇拱向悬在他脸上这轮廓弯曲而丰满的整个Rx房——它保持着固有的形状,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都创造不出比这更柔和、更美的线条来。“你能记住吗…你能记住它曾经存在过吗?也能记住它是什么样吗?……”阿霞的泪水落到了他那头发剪短了的脑袋上。她并没把Rx房收起来,并没挪开去,于是他又回到那一片嫩红中去,嘴唇轻柔地做着她未来的孩子永远不会对这只Rx房做的那种动作。没有人进来,所以他吻遍了这悬在他脸上的奇宝。今天是奇宝,可明天就会被扔进垃圾堆里去

  傍晚,作为最后一个离开病房的人,瓦季姆也走了,因为胶体金已经送到,所以他被转到放射病室里去了。

  这样一来,病房里的老病号只剩下奥列格一人,他把一张张床位反复看遍,回想着每一张床最初住的是谁,先后死了多少人。不过数了数,死去的人似乎并不算多。

  病房里窒闷得很,外面又是那么暖和,所以科斯托格洛托夫睡前把一扇窗子打开了一道缝。春天的空气隔着窗台向他滚滚扑来。在医疗中心的围墙外,是一些小院落,那儿的房子又旧又矮,从这些小院落里也传来春天的活跃声息。由于隔着医疗中心的砖墙,这些小院落里的生活情景是看不见的,但此时可以清楚地听到各种声响——时而传来关门的声音,时而又传来喝斥孩子的声音;有醉汉的狂言乱语,有唱片的瓮鸣;而熄灯之后,已经很晚了,还可以听到一个女人以深沉有力的低音拖声拖调地在唱,不知是伤心还是得意:

  一个矿工小伙子呀,

  被她带呀带回了家……

  所有的歌儿唱的都是这类内容。所有的人想的也都是这类事情。可是奥列格必须想点别的。

  明天得早点起床,也需要保存一些体力,可是偏偏这一夜奥列格怎么也睡不着。要想的和无需想的一切全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跟鲁萨诺夫还没结束的辩论;舒卢宾还没说完的话题;还有他自己要向瓦季姆阐述的一些论点;也有被枪杀的茹克的脑袋,以及昏黄的煤油灯光映照下卡德明夫妇那栩栩如生的面孔——当他向他们讲述无数城市见闻时,他们则要告诉他,村里有哪些新闻,这一段时间里他们收听到哪些音乐节目,此时,在他们3个人的心目中,矮小的土屋容纳的是整个宇宙。随后,他想像着十八岁的英娜·施特廖姆的漫不经心的傲慢表情,奥列格往后连走近她都会没有勇气。再就是这两者的邀请——两个女人都邀请他住到自己家里去——也使他大伤脑筋:该怎样正确理解她们的用意呢?

  在那个使奥列格的心灵脱模成形的冰冷世界里,没有“不带杂念的好心”这样的现象和这样的观念。奥列格简直把这样的好心给忘了。所以,此时他用任何理由来解释这种邀请都行,可就是无法把它理解成纯粹的好心。

  她们打的是什么主意,他又该怎样对付?——这他心里都不清楚。

  他辗转反侧,手指空捻着无形的烟卷……

  奥列格从床上爬起来,头昏脑涨地往外走。

  在幽暗的穿堂里,紧靠病房的门,西市加托夫照例在地板上的一只盆里坐浴,坚持医治自己的能骨。他已不像先前那样耐心地怀着希望,而是处于绝望的迷们之中。

  在值班护士的小桌旁,背朝西市加托夫,有一位肩膀瘦削。个儿不高的女人身穿白布衫伏在台灯下。但这不会是一位女护士,因为今天是图尔贡值夜班,大概他已经到医生会议室里睡觉去了。这是那位与众不同、颇有教养的戴眼镜的护理员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她在晚上已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现在正坐在那里看书。

  在奥列格住院的两个月里,这位勤勤恳恳、一副聪明模样的护理员,曾不止一次爬到他们床下去擦洗地板,而他们病人都躺在床上;她在床下搬动科斯托格洛托夫藏在尽里头的靴子,从未指责过他;她还用抹布擦拭墙板;把痰盂倒掉并洗刷得干干净净;她把贴有标签的瓶子分送给病人;凡是护士不必沾手的重的、脏的和有所不便的东西,她都主动拿来或取走。

  她只是任劳任怨地工作,她在这癌症楼里就愈不被人注意。有句古话说了已经两千年:长着眼睛并不意味着看得见。

  然而,坎坷的生活能够提高识别人的能力。在这栋楼里,有些人一下子就互相认识了。虽然没有规定的制服、肩章和臂章使他们有别于其余的人,他们还是很容易互相辨认出来,仿佛额头上有什么闪光的标志,仿佛手心和脚掌上有什么烙印。(实际上这方面的迹象确实很多,例如:脱口而出的一个词儿;说这个词儿时的语调;话与话之间嘴唇的撇动;别人表情严肃时,此人却在微笑;别人都在笑的时候,此人却绷着脸。)就像乌兹别克人或卡拉卡尔帕克人在医院里毫不费力就能认出他们的同胞那样,这些人,哪怕曾被罩在铁丝网阴影中一次,就有这种本领。

  科斯托格洛托夫同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就是如此,他俩早已互相认出了对方,早已心照不宣地互相打招呼了。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机会交谈。

  现在奥列格走近她的小桌旁,故意老远就让拖鞋发出声响,免得她受惊:

js3845金沙线路,  “晚上好,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

  她看书时不戴眼镜。她转过头来——这转头动作的本身就跟她随时听候使唤的转头动作有某种无以名状的不同。

  “晚上好,”她微微一笑,带着在自己宅邻接待上宾似的拥种上了年纪的资夫人式的全部尊严。

  他们怀着良好的祝愿、不慌不忙地互相注视着对方。

  这种眼神表明,他们随时愿意为对方提供帮助。

  然而,真要涉及帮助,他们却无能为力。

  奥列格倒着毛发蓬松的脑袋,想看清那是本什么书。

  “又是法文的?具体说,是什么书?”

  “是克劳德·法雷尔写的。”这位奇怪的护理员回答时把“劳”这个音发得比较软。

  “您的法文书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城里有一个外文图书馆。另外,我还从一位老妇人那儿借来看。”

  科斯托格洛托夫斜瞅着那本书,就像一条狗斜瞅~只鸟儿标本:

  “可您为什么老是看法文书呢?”

  她眼角和嘴角的鱼尾纹既刻着她的年龄,又刻着她经历的磨难,也刻着她的智慧。

  “那样不会感到痛苦,”她回答说。她的嗓门一向不大,说话声音很轻。

  “又何必怕痛呢?”

  站久了他觉得吃力。她注意到这一点,便将一把椅子挪给他。

  “在我们俄罗斯,赞叹‘巴黎!巴黎!’有多久了?大概有两百年了吧?让人耳朵都嗡嗡直响,”科斯托格洛托夫咕呶道。“那里的每一条街,每一家酒店,我们恐怕也都能背出来。可我就是不知趣——一点也不向往巴黎!”

  “一点也不向往?”她笑了,奥列格也跟着笑了起来。“宁可接受看管和监督?”

  他们的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似乎刚刚开始,却又不可能继续下去。

  “是真的不向往,”科斯托格洛托夫喃喃地抱怨。“他们整天无所事事,轻浮浅薄,口舌也多。可真想喝住他们问一问:喂,朋友们!要你们干苦活,行吗?叫你们光吃黑面包没有热菜汤,受得了吗?”

  “这是没有道理的。人家已脱离了黑面包阶段的生活。那是经过奋斗得到的。”

  “也许是这样。也许这是我出于妒忌。不管怎样,反正想喝住他们问问。”

  坐在椅子上,科斯托格洛托夫时而偏向左边,时而偏向右边,仿佛过高的身躯对他是个负担。他并不拐弯抹角,而是十分自然地直接问道:

  “您是由于丈夫的问题而受到连累吗?还是由于自己的问题?”

  她也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有如对方在问她值班的事:

  “是全家一起被抓的。闹不清究竟谁连累了谁。”

澳门金沙国际,  “现在也都在一起吗?”

  “不,哪能呢!女儿死在流效地。战后我们转到这里来。丈夫在这里第二次被抓走,送进了劳改营。”

  “这么说,现在只有您一个人?”

  “还有一个小儿子。8岁。”

  奥列格望着她那并没有颤动起来博取怜悯的脸。

  是啊,他们所进行的是事务性的谈话。

  “第二次是在1949年?”

  “是的。”

  “这是意料之中的。那是在哪个劳改营?”

  “靠近泰会特火车站。”

  奥列格又点了点头:

  “明白了。那是湖区劳改营。实际地点可能在勒拿河边,信箱地址是泰舍特。”

  “您也到过那里??”她遏制不住心中的希望!

  “没有,不过那地方我倒是知道。什么事情都是纵横交错的。”

  “是杜扎尔斯基,您遇见过没有?……在任何地方都没碰到过吗?…”

  她仍然抱着希望!说不定碰到过……现在马上就可以谈起他的情况……

  “杜扎尔斯基?……”奥列格咂了咂嘴。“没有,没碰到过。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碰到。”

  “一年写两封信!”她抱怨说。

  奥列格点点头。一切都正常。

  “可是去年只来了一封信。在5月份。从那时起就一直没有!…”

  她只剩下一线希望了,死死地抱着一线希望。女人毕竟是女人。

  “这您不要在意!”科斯托格洛托夫有把握地向她解释。“每个人一年写两封信,可您知道合起来有几千几万封?而检查当局又懒得要命。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有一个修炉匠,也是个囚犯,夏天去检修炉子,结果在检查处的炉子里发现近两百封没有寄出的信。是他们忘记烧掉的。”

  尽管奥列格对她婉转解释,尽管她也好像早就应该对任何情况都能习惯了,可是此刻她仍然异常惊恐地望着他。

  人莫非生来如此——永远也不可能摆脱惊异的本性?

  “这么说,小儿子是在流放地生下来的?”

  她点了点头。

  “而现在,得靠您的工资把他抚养成人?要找个好一点的工作哪儿也不接收您?到处遭人责难是不是?你们母子是住在一个什么小小的窝棚里吧?”

  他似乎是在提问,但他的这些问题是无须回答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楚、明白,简直让人牙床都咬得发酸。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把自己的一双由于洗被服、擦地板和在热水中浸泡变得粗糙的并有不少青紫斑和伤疤的小手,放在一本平装的、开本小巧雅致的厚书上,书的用纸显然不是国产的,再边由于裁切得很早,故有点毛糙。

  一如果仅仅是窝棚小,那倒问题不大户她说。“可麻烦的事情是:孩子渐渐长大懂事了,什么都要问,叫我怎样教育他呢?把事情的全部真相统统告诉他吗?要知道,就连大人也会承受不了的!那简直会把孩子的肋骨也压断!要是隐瞒真相,让他同生活妥协呢?这样做对吗?他的父亲会怎么说呢?况且,能瞒得住吗?要知道,孩子自己会观察,能看出来。”

  “把真相统统告诉他!”奥列格果断地把一只手掌压在台玻璃上。他说这话的口气好像自己曾亲手把几十个孩子抚养大,而且做法无不成功。

  她曲着两手的手指抵住头巾下的太阳穴,忧虑不安地望着奥列格。她的神经受到了触动!

  “父亲不在,教育儿子可真难啊!要知道,这是需要有固定的生活轴心和指针的,可是这到哪儿去找呢?老是把握不住方向,时而往这边偏,时而又往那边斜……”

  奥列格默然不语。这种情况他过去也听说过,可不能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我读法国的小说,不过只是利用值夜班的机会。我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是故意不谈比较重大的问题,当时外界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残酷——我不知道,反正我读着心里平静。”

  “当成麻醉剂?”

  “当成思赐,”她转过头来,由于包着白头巾,模样像个修女。“我不知道在我们身边有什么书读了不叫人心烦。有的书把读者当作傻瓜。有的书倒是没有假话,作者也因此十分自豪。他们深刻地研究考证某某伟大诗人于一八见几年坐马车经过的是哪条村道,他在某一页上提到过的一位贵妇是谁。也许他最终把这一点解释清楚也是花了功夫的,可这是多么四平八稳!他们选择了一条没有风险的道路!只不过今天仍在受苦受难的活人与他们全不相干。”

  她年轻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叫她利利她。当年她这鼻梁还预料不到自己会出现架眼镜的凹痕。这姑娘也有过眉目传情、傻笑打闹的时刻,她生活中也有过紫丁香、花边裙和象征派的诗——任何一个吉赛女郎都没预言过她将在亚洲某地当勤杂工了结此生。

  “文学作品里的一切悲剧,在我看来,同我们经历的现实相比简直太可笑了,”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坚持说。“阿伊达还被允许到地牢里去同亲爱的人死在一起。可我们连亲人的消息也不让知道。要是我也到湖区劳改营去……”

  “您不必去!去了也没有用!”

  “…在学校里,孩子们写作文,题目有关于安娜·卡列尼娜不幸的、悲惨的、被断送的以及还有别的什么的一生。然而,难道安娜算得上不幸?她选择了爱情,并为爱情付出了代价,这是幸福!她是一个自由的、骄傲的人!可要是在和平时期有身穿军大衣、头戴大盖帽的人闯过你生在那里和一直住在那里的房屋,命令全家在24小时内离开那所房屋,离开那座城市,而且只允许带你那双力气有限的手所能带的东西呢?……”

  这双眼睛所能够哭出来的泪水,早已经哭干了,从那里求必还能流出什么来。不过,为了发出最后的诅咒,里边也许还会燃起炽烈而纯净的火。

  “…你要是把门打开,招呼路上的行人,说不定他们会从你的家里买去点什么,不,还不如说是奶几个小钱给你买面包吃,那时,那些嗅到了气味的商人——世上的事他们什么都知道,就是没料到轰雷有朝一日也会劈到他们头上!——居然毫不知耻地出百分之一的价钱买你母亲传下来的钢琴,而你那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儿,最后一次坐下来准备弹一首莫扎特的曲子,但却放声大哭,跑开了,试想,我还去读《安娜·卡列尼娜》干什么?莫非我自己的这番经历还不够吗…我从哪本书里可以读到关于我们的事情?关于我们的事情!难道说真的要过100年不成?”

  尽管她差不多是在大声疾呼了,然而多年恐惧的训练毕竟没有使她失去控制:她没有呼喊,这不是呼号。只有科斯托格洛托夫听得见她的声音。

  是的,也许还有在盆里坐浴治疗的西布加托夫听得见。

  在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的迹象并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

  “列宁格勒?”奥列格问。“1935年?”

  “您认出来了?”

  “你们是住在哪一条街?”

  “富尔施塔德街,”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缓慢地回答,声调哀怨但又略带欣慰。“那您呢?”

  “扎哈里耶夫街。就在旁边!”

  “就在旁边……那时您几岁?”

  “14岁。”

  “您什么也不记得吗?”

  “很少。

  “您不记得?那时就像发生了地震——住宅的大门敞开着,有人过去,拿了东西又离开,谁也不问谁。要知道,全城有四分之一的人家遭放逐。您不记得了?”

  “不,我记得。但可耻的是,当时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学校里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为什么这是有益的。”

  有如被经绳勒紧了的母马,这位渐渐变老的护理员把脑袋上下移动着说:

  “关于围困时期——谁都会讲!关于围困时期——长篇叙事诗也有人写!这都是允许的事情。可是围困时期以前呢,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

  是啊,是啊。有一次西布加托夫也是这样在盆里坐热水浴,卓姐就坐在这个地方,而奥列格也像今天这样,坐在这张小桌子旁边,他们在这盏台灯下交谈——不也是谈围困吗?

  至于围困时期以前,那座城市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奥列格叹了口气,弯着臂肘斜托脑袋,心情沮丧地望着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

  “惭愧,”他轻声说。“为什么在灾难还没有临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人头上时,我们就无动于衷?人的本性怎么是这样的?”

  除此之外,还使他感到惭愧的是,他把感受这样的折磨着得比帕米尔的顶峰还高:女人要求于男人的究竟是什么,不能少于什么?仿佛生活的意义就集中在这一点上。仿佛除此之外,在他的故乡既没有苦痛,也没有幸福。

  心中感到惭愧,但也舒坦多了。别人的不幸像潮水似的在退落,也冲走了他自己的不幸。

  “在这之前,有那么几年,”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回忆道,“曾勒令贵族迁出列宁格勒。大约也有10万人,而这曾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了吗?其实,当时那里剩下的算是什么贵族啊!老的老,小的小,可怜巴巴的。我们明明知道,却眼睁睁地看着,无动于衷:反正没碰到我们自己。”

  “你们也就买了他们的钢琴?”

  “可能买下了。当然,买了。”

  这时奥列格才算看清楚了,这个女人还不到50岁。可是单从表面来看,她已经是个老太婆了。从白头巾里边垂下的一绝头发也跟一般老人的头发一样平直,已卷曲不起来。

  “那末,你们是什么时候被迫迁走的?由于什么?定成了什么?”

  “能由于什么呢?还不是叫做社害么。或者叫做社危——社会危害分子。这属于特殊条款,不用审讯,方便得很。”

  “您丈夫是做什么的?”

  “普通老百姓。音乐厅里的一个吹长笛的。喝醉酒爱发议论。”

  奥列格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也是这样一个早衰的老妇,也是这样一个忙忙碌碌的知识妇女,也是这样由于没有丈夫而孤立无援。

  如果是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他也许能为这个女人提供一定的帮助,给她的儿子指点方向。

  然而,就像被大头针钉在格格和框框里的昆虫标本那样,各人有各人的位置。

  “和我们很熟的一户人家,”此刻,沉默了那么久的一颗灵魂,一旦开了口,也就不停地讲下去了,“有两个大孩子,儿子和女儿,都是富有热情的共青团员。有一天,他们全家突然被勒令迁居。两个孩子赶到共青团区委去请求‘保护’。那里对他们说:‘我们一定保护你们。给你们纸,照这样写:兹申请自今日起不要再把我看作某某人的儿子、女儿,我声明同该两名社会危害分子划清界限,并保证今后同他们脱离关系,不与他们保持任何联系。”

  奥列格驼起了脊背,瘦削的肩头突到前头,脑袋耷拉着。

  ‘根多人都写了……”

  “是的。可是这兄妹俩说:让我们考虑考虑。他们回到家里,把团证往炉子里一扔,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去流放地。”

  西市加托夫那里有了动静。他攀位床架子,正在从坐盆里站起来。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急忙过去把那盆水端走。

  奥列格也站起身来,在上床睡觉之前,他必然要到楼下去走一趟。

  在楼下走廊里,他从焦姆卡所住的那间小屋的门前经过。跟焦姆卡同住在这间屋子里的另一个病人,做过手术以后于星期一死了,现在那个床位安排给刚开过刀的舒卢宾了。

  这扇门一向关得很严实,但现在却虚格着,里边黑洞洞的。晦暗中可以听到很困难的呼啸声。而护士一个人影也不见:她们要么在别的病人那里,要么睡觉去了。

  奥列格把门缝开大些,探头过去。

  焦姆卡睡着。这是舒卢宾呻吟时发出的呼啸声。

  奥列格进去了。走廊里的幽光从半开着的门洞透进去一点点。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

  呼吭声停了。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您不舒服吗?”

  “啊?”猛然发出的这一声也像是呻吟。

  “您不舒服吗?…要不要给您拿点儿什么?……要开灯不?”

  “是谁啊?”由于惊恐而引起一阵咳嗽,接着又是不停地呻吟,因为咳嗽把他震痛了。

  “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奥列格。”他已经走到床前弯下腰来,开始辨认枕头上舒卢宾的大脑袋。“要不要给您拿什么来?让护士来吗?”

  “不——需——要,’将卢宾费力地吐出这几个字。

  他没有再咳嗽,也没有再呻吟。奥列格对屋子里的晦暗愈来愈适应了,甚至能分辨出枕头上的想发。

  “我不会整个儿死去,”舒卢宾喃喃地说。“整个儿我不会死去。”

  看来,他在说胡话。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被子上摸到一只发烫的手,轻轻地拍了拍: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您会活下去的!坚持住,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

  “一小块碎片,是吗?……是一小块碎片吧?……”病人在喃喃自语。

  这时奥列格领悟到,舒卢宾并没有说胡话,甚至还认出了他,而且再次提起手术前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当时他曾说过:“有时候我是那么清楚地感觉到我身上有什么,就是说,我身上并非全都是我。好像有一种很难被摧毁的、十分崇高的东西在!似乎是一种‘宇宙精神’的一小块碎片。您没有这样的感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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